肆、國際法教學現狀與建言

肆、國際法教學現狀與建言

一、教學現狀

我國國際法之法制及學理研究受客觀之政治現實環境影響,變得緩慢且幾近停滯,直至我國重新加入WTO,在全球化的浪潮襲擊之下,才因經貿之需求逐漸翻轉了國際法領域之研究氣氛。惟積習已深,國際公法這門課多少已淪為「營養學分」,授課內容或教科書也因與我國當下面臨之國際法問題距離遙遠,使得理論與實務無法結合。法律的發展實與社會情勢息息相關,國際法自然也不例外。當國際法的教學無法與實際問題結合時,其實也多少反映出教學者及學子們對國際社會的冷漠。其實國際法的授課重點應隨著我國際情勢發展而逐年改變,例如:1971年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前後,涉及主權承認及對國際邦交的影響等議題。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代表兩岸關係由緊張漸趨和緩、開放,近年更逐漸恢復對談,開啟了臺灣特殊的準超國界法律問題。其後,分別於2010、2012年簽下《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簡稱《ECFA》)與《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及引發重大爭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皆涉及經濟全球化及自由貿易的議題,更是與準超國界法律密不可分。

簡言之,國際法必須藉由切身議題的不斷思考而得以發展。特別要強調的是,隨著我國環境逐漸國際化,涉外案件頻繁加增,思考並援用外國法及國際規範來解決法律問題已成為法律人的對己義務。

猶記大約三十年前筆者承辦的蘋果牌電腦著作權仿冒案,案件審理之初,臺北地院忽略了我國與美國於1946年簽定的《中美商約》相關規定,而作出錯誤的判決。其後經過辨明,終於釐清該條約屬於國際法上之自動履行條約(self-executing treaty),可直接為法院適用,而重新改判。爾後,面對類似的國際案件,我國政府卻仍窮於應付,例如2009年轟動一時的美國牛肉進口事件(又稱狂牛症事件),當時政府與美方簽定《台美牛肉議定書》,准許美國進口牛肉及部分部位,引發朝野緊張,民眾對於該問題定位錯誤以致思考受限進而產生恐慌。我國立法院隨後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限縮議定書的範圍,行政院衛生署也頒布所謂「三管五卡」,對美國進口牛肉進行嚴格抽查。這裡所引發的不僅僅是美牛可食性與否的問題,《台美議定書》的法律地位為何?是條約或是行政協定?其地位是否高於法律?如果不具備超國界法的思維,根本無法解答這些問題。

或許有認為傳統法科的學習負擔甚為沈重,教師就國內法方面的授課,及學生對國內法的學習皆已難以負荷,雖認為法律人具國際性思維極為重要,在教學及學習上卻徒呼負負,難以兼顧學習國際法。惟實際上,傳統法科與國際法之連結議題所在多有,舉下列為例:

1.  民商法方面: 未經認許外國法人/大陸法人之權利能力問題[1]、公司跨國併購問題。
2.  刑法方面: 涉外刑事案件之管轄權問題(春日輪案[2]、土佐輪案[3]、阿瑪斯號油污染事件)、國際法就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及海外貪污防制之國內法化。
3.  憲法及行政法方面 大法官解釋所援引的國際條約及國際公約之法律定位、國際人權規範之內國實踐、外國人在臺經濟勞動權利之保障[4]
4.  訴訟法方面: 未經認許外國法人之自訴資格[5]、外國民事判決之承認與執行[6](懲罰性賠償是否違背我國公序良俗、判決主文未載之利息得否執行等議題)。
5.  經濟法方面: 外國公平競爭法、反傾銷法[7]、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規對臺效應(美國、歐盟、韓國對我國友達、奇美等企業以違反《聯邦反托拉斯法》之聯合報價行為開罰)。
6.  與中國大陸關係方面 大陸地區判決無既判力之問題[8]

  由前述範疇分類中,可以發現超國界法律與國內法有重疊關係。而國內法律的分科教育,本就有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科別之分。超國界法律的教育推動重點之一,就是希望在這些分科教育的過程中,能夠強化學生對相關科目出現涉外因素時的處理能力,也就是在分科教育中融入超國界法律的思維。二、教學建言

然而,分科教育的超國界法律概念終究有其零碎與侷限。因此,有必要建構一個整合性的「超國界法律總論」的綜合課程,提供有系統、周延的超國界法律思維與研究方法。換言之,透過「超國界法律總論」的課程建構,可以為分科教育中不同的傳統分類領域,建構其超國界法律概念,得到一個基礎的概念與分析工具,以提升法律人的國際觀和超國界案件分析、處理能力。而讓這樣的「超國界法律總論」課程成為大學法律教育的基礎必修,即為筆者相當在意,並希望關心國際法律、超國界法律的學者專家所能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標

自2011起,律師、司法官考試正式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列為第一試考試科目,或許多少可以帶動法律系學生對國際公法的學習意願。然而,考試僅能治標無以治本,為求國際法教學的根本上改進,筆者提出幾項建議:

(一)從單一科目走向多元學程

即使是傳統的國際公法,所涵蓋範圍就已相當龐大,以丘宏達教授著,陳純一教授修訂的《現代國際法》為例,所列之18章,從基礎的國際法概念與性質、國際法的淵源,到國際環境法及國際人道法等,內容就達1100餘頁,各校法律系寥寥幾個學分根本不可能深入觸及。然而,國際社會重視的議題是動態的、討論的問題是多元的,包括:禁止人口販運、人道維護、反貪腐與商業行賄、公共衛生疾病防制、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及環境的永續經營等。因此,筆者建議將國際法這門課細分為數門,低年級必修「國際法通論」,課程重點在於國際公法的基本概念。高年級則加開國際法各論課程,將WTO法律、歐盟法、國際貿易法、國際環境法、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法(戰爭法)、兩岸法律關係等等列為選修科目,讓同學們依興趣研讀。更為重要的是,其他傳統法律科目,例如民、刑、公、訴訟法等,教學內容上應更注意與國際法之連結。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一般案件兼具有涉外因素已成為常態,傳統法學科的教學者應帶動學習者就此方面付出更多關懷,讓法律系學生在傳統法律議題上養成國際性思維,習慣連同涉外因素一起納入思考,而非僅於國際公法或國際私法科目才開放涉外考慮。目前我國就國際法各論課程,部分法律系已開設多年,包括國際貿易法、國際經濟法、國際人道法及歐盟法等等,學界於教學上的努力及回應,令人欣慰,惟筆者仍期許未來不僅僅是國際法本身教學多元化,亦希冀傳統法學能朝教學國際化邁進。

(二)教學內容與時俱進

目前國內的國際法教科書內容皆極為豐富,惟教材內容固然可以無限寬廣,教學仍必須要有一個立足點。國際法教科書有許多基本課題,如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國際法的主體、承認、繼承、國際人權、領土、管轄及國家責任等,我國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在過去百年來都有相關的實踐可供分析研讀,但在資訊流通便利的現代,教學素材呈現爆炸性增加,課程時間有限,因此筆者建議應儘量從重要時事出發,注重課程內容與時事的融合,例如以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國際事件講述「使用武力禁止」之國際法原則,或大量舉與我國、我國人民、我國企業有關的法律與案例(例如友達、奇美等企業遭美控有違反《聯邦反托拉斯法》之聯合報價行為、蘋果電腦與宏達電之專利侵權訴訟等),同時對照國際或外國法院的判決或實務見解,帶領學生討論與評析。如此不但可以大大拉近國際法在學生們心目中的距離,使其瞭解國際法的重要性,更能夠培養對國際性法律議題的思考、理解及應用能力。為教學工作所進行的蒐集、彙整、分析及撰寫,對於教科書亦有反饋之效,使內容得以更加新鮮、豐富且多元。

(三)多元學習環境的建立

在課堂上學習國際法,不論學分多寡,所能吸收的知識總是有限。也因此,大學的法律系應嘗試建構一個多元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生對國際法的學習及興趣。課堂教學方面,應儘量利用教學輔助工具,例如影片、圖表、剪報及實物等,以案例為中心帶動對各授課單元的認識,強化學生分析及應用能力、並給予學生發表意見的空間,以互動式對話加深學生們的參與感。課餘時,提供學生們各種與國際法相關辯論比賽的資訊,如「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比賽」、「國際人道法辯論賽」、或是「商務仲裁法庭比賽」等等,並鼓勵、協助其參加。筆者相信這些比賽可以讓學生強烈地感受到國際法的存在與價值。尤其在準備過程中,各隊均須以英文來撰寫書狀(memorial),為準備比賽往往須進行大量的外文文獻閱讀及外語表達,對學生而言肯定是一個難得的寶貴學習經驗。

誠如前述,2011年的律師及司法官考試已將國際公法及國際私法納入考科,以選擇題方式呈現。國家考試之目的,無非欲藉由測驗,瞭解應試者對於法律所具有的整體意識及理解程度,並篩選出具有一定能力處理法律議題的未來實務工作者。換言之,目的在於找出就未來實務議題有基本應變及處理能力之人。就國際公法來講,既然該考試是以產出未來之律師及司法官為目的,其與外交領事人員或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所應具備專業知識必有不同,考題上就應顯現出差別。然參看本次國際公法考試內容,似仍偏向傳統法律概念的記憶背誦,而非測驗應試者對法律爭點的應用分析能力,或著重於法律實務工作上堪用之相關知識及技巧。

對此,筆者建議考試題型及內容應略為修改,始具有意義:

  1. 內容應多側重與人權、環境、經貿法律的連結,例如與我國有關的人權兩公約、《ECFA》、WTO動態對於我國經貿法律的影響等,有助於學生確定準備範圍,也能藉此掌握國際情勢,並真實體會國際法於國際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2. 以實際案例或時事作素材,並採用題組模式,利用同一案例事實進行串連,以測試應試者之觀念應用能力,而非單純考驗其記憶背誦功夫。

3       甚至可將傳統法科之既有考題摻雜涉外因素列入試題,瞭解應試者就所有法律科目的整合性思考能力。整體言之,應以有能力解決未來實務工作上所遭遇國際性法律議題為目的,考試才具有意義。

(四)理性的研究態度

最後,筆者雖提倡在課堂上可大量舉與我國切身相關時事案例作為題材,以喚起學生對國際法的學習興趣,仍然有一殷切叮嚀,即討論國際法案例之中性態度要求:謹守法理性分際。

舉1983年中國大陸民航機遭其人民劫持來臺為例[9],時值動員戡亂時期,我國政府與中共政府處於對立,因此國內對劫機人士不免視為「義士」,為其奔向自由之舉歡欣鼓舞。但實際上,這不是一政治議題,而是很嚴重的國際法犯罪事件。1970年之《關於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Seizure of Aircraft,下稱《1970海牙公約》[10])明白規定,藉武力威脅,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之威嚇,對飛行中的航空器非法劫持或行使控制,或企圖行使任何此項行為,屬「劫機」行為,應受到世界各國普遍的管轄及處罰。原因無非是民用航空器的安全關係人類生活至鉅,是故,世界各國對於危害民航安全的劫機行為都認定是一種犯罪行為。《1970海牙公約》特別強調此種行為的可罰性,並視之為國際犯罪。我國為該公約之締約國,《民用航空法》也因其要求特別列專條來規定劫機行為的處罰。因此,從法的角度來看,劫機就是劫機,無所謂「奪機」或「借機」(它與吳榮根等義士駕機投奔自由的事件並不相同。因為他們所駕駛的飛機乃是軍機,並不危及他人安全,故這種事件政治性高、法律性低)。

其次,我們也需知,劫機犯可以是政治犯,但與一般政治犯不同。依國際公法之通說,劫持中共民航機之人員可屬於政治犯的範疇,蓋其動機非為財、仇等一般犯罪動機,而係因不滿中共政權之體制。但儘管可視為政治犯,卻與一般政治犯不同,一般政治犯(非暴力政治犯)有免於引渡的國際實踐(通常以條約表現之):拒絕引渡一般政治犯的國家,甚至得依其本國法律免除該政治犯的刑責。劫機政治犯可不引渡,亦是《1970海牙公約》制定過程中的結論,但是基於上述全人類對民航安全的絕對要求,《1970海牙公約》要求締約國在拒絕飛機登記國引渡的要求後,必須在「無任何例外將該案件送交其主管機關俾以起訴」,並且起訴國應比照其國內法下處理「嚴重性一般犯罪」之相同方式裁決之。惟許多國際慣例都顯示,投奔自由世界的劫機政治犯如確基於政治理由,多受到輕刑的處罰。情感面-劫機政治犯的從輕處罰事實上,韓國政府已數次表示要尊重國際慣例與人道精神來處理本案。因此,情感面上固可予以宥恕,但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劫機犯爭取自由必須付出代價,仍應予法律制度上所設之懲罰,此即法律人在進行事件分析時所應具有的全觀態度。

在國際法議題或涉外案件的討論上,為了確保國際社會的良性發展及互動,唯有以法理性作為評價基礎,以中性態度來面對事件,始有可能促成有效思辯。例如就美國及歐盟以《聯邦反托拉斯法》對我國航空運輸業及面板業開罰所帶來的影響,雖不免有我國產業遭慘遭外人修理的言論,然持平地以國際經貿法秩序及保護消費者的觀點來分析,該制裁仍有其正當基礎;又2011年11月,我駐美堪薩斯辦事處處長劉姍姍因虐傭嫌疑,遭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並於法院受審,外交部聞訊後第一時間即提出外交豁免表達抗議,認為此舉侵犯我國國家尊嚴。然而,案件所涉及者乃人權普世價值的維護,從國際法角度為檢視,人權侵害事件非國家主權得輕易凌駕於其上,已為國際秩序所肯認,外交部的應對是否妥適值得探究。

總之,我們在討論國際事件時,應以審慎理性的態度來面對,避免陷於主權焦慮而總是訴諸國家至上或主權至上,應細究國際法秩序或相關法理為因應,如僅從政治角度出發,恐怕也僅是一廂情願,徒增我國與外國政府交涉的困擾,更嚴重影響我國人對國際事件的理性分析能力。

[1] 請參照本書之「專題十」,頁142以下。

[2]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13-1」,頁185以下。

[3]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13-2」,頁187以下。

[4]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4-3」,頁88以下。

[5] 請參照本書之「專題十五」,頁201以下。

[6] 請參照本書之「專題十一」,頁150以下。

[7] 請參照本書之「專題六」,頁116以下。

[8] 請參照本書之「專題十二」,頁174以下。

[9] 報紙投書:陳長文,自由的代價-從國際法論劫持中共民航機,聯合報,1983年5月27日。

[10] 除此公約外,尚有《東京公約》及《蒙特利爾公約》為針對劫機行為之國際公約,故一般將本公約簡稱為《海牙公約》,但為避免與其他公約混淆,以下本書《1970海牙公約》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