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超國界法律的作用

貳、超國界法律的作用

張恩和先生在《國門內外》一書中,說他出國講學時,乘火車從匈牙利進入蘇聯,火車在邊境上的一個車站上費了不少時間來換車輪,「原來蘇聯境內的鐵路輔設的都是寬軌,軌距比國際通行的標準要大…外國的火車不能直接開進蘇聯國土,必須在邊境車站逐節車廂更換車輪。」後來,當列車經蒙古進入中國時,又得再一次開進工廠更換標準車輪。

這就是所謂的接不接軌的差別,車輛規格如果和別人不同,就必須耽誤時間進行轉換。禮記中庸有一句話:「車同軌,書同文」就是強調事物合致接軌的重要性。「車同軌、書同文」所表現的便利與效率,不只展現在交通工具或語言文字上,對於法律也是同樣的道理,特別是在那些具有涉外性的法律問題上。不同國家的法律不同,一旦發生了法律事件,要用那一國的法律處理當事人間的法律問題呢?

其實,世界各國早已認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愈來愈多的案件都不再能夠單純地用國內的觀點看待,因為國與國在法律衝突上所衍生的問題愈來愈龐雜,是以世界各國多以簽訂條約或互相仿效的方式作為處理超國界法律問題的方法和原則。

對我國而言,由於兩岸分裂與分治,導致我國的國際地位問題懸而未決,處理涉外超國界法律問題顯得更加棘手。因外交上的障礙,我國與大多數國家沒有邦交,導致法律、判決及仲裁判斷面臨如何相互承認與適用的問題。而我國雖有意參與跨國之多邊國際公約與組織,卻時常被排拒在門外。然而法律問題之所在,即法律規範需求之所在,我國未能加入國際公約或組織,並不會使得國際性或涉外的法律問題消失,反而因身處國際社會之中,同樣得面對善盡責任的要求。

對此,我國的因應之道是在國內各項法律中針對跨國性的問題加以規範,惟我國因無法參與國際公約或組織,不若會員國能即時與全面地取得資訊,因此在制訂相關涉外法律的過程中,難免在某種程度上「閉門造車」,出現由立法者自行推敲立法基礎,創設法律規定之情形。「閉門造車」固然情非得已,但我們卻更應給自己一個「出門合轍」的期許。

首先,在立法面的接軌上,我國應積極認識國際公約的內容、精神與趨勢,透過「多邊公約國內法化暫行條例     」將國際公約落實在國內法律之中,以利我們的法律和其他國家「接軌」。

其次,是司法面的接軌,亦即期許我國的司法人員在審理具有涉外案件時,絕不能矇著頭,僅翻完本國的六法全書就從中找規範「應付」。司法人員應建立「超國界的法律思維」,使得具體個案在套用法律時,能夠符合國際立法的趨勢。

第三,則是教育面的接軌。如果從「結果面」來評價我國法律教育對於法律人「國際觀」或「超國界法律思維」的養成,以筆者從事法律教育與實務的多年經驗來看,個人覺得是「失敗的」,又或者說是「缺乏的」。但這並不是法律系所學生有什麼問題,而是我國法律的養成與教育體制被嚴重地扭曲。我們的教育缺乏培養法律人超國界法律思維的功能,自然使我國的法律受限於國內思維的框架中,與世界脫節。

事實上,在我國的超國界法律觀念不足、相關教育欠缺的情形下,我們就像是張恩和先生在《國門內外》中所描述的,採用獨異於他國車軌規格的蘇聯火車,當火車在其他國家之間均可不必留停地快速奔馳時,一到或一離開蘇聯,就得停下來,大費周章地更換車輛,耗時耗力。須知,不符實際的法律也是一種投資的浪費,虛耗社會成本,並帶來許多不便。

當然,對法律人來說,用「超國界法律思維」檢視手中的個案時,明顯會加重自己的負擔,因為要法律人在自己熟悉的本國法中引經據典,確實要比去援引大千世界的法律規定容易得多。但「圖方便」不應該是不認真的理由,否則各國就不需要透過條約去處理國際間的法律衝突。例如,外國人某甲在國外對我國人某乙提起訴訟,最後取得債務不履行的勝訴判決,然某乙的財產皆在國內,因此某甲有持外國法院判決到國內執行之必要。試想若審理該案件的法官,因為疏於探究外國法,不分青紅皂白,直接駁回(或逕自承認與執行)該判決,對國人或外國人來說都不公平。

法律人要體認自己的所在位置,是碰觸上帝袍服的善惡邊界,是個必須戒慎的位置,也要賦予自己內心一個活的力量,給自己一個比法律形式標準更高的要求,作出接近法律本質目的之判斷。如果法律人能有這樣的自我期許,就可認知建構超國界法律思維的重要。

在全球化的時代,以純國內法律觀點出發,是難以解決國際性或涉外法律問題的。我國特殊的國際地位衍生了外交與參與國際組織的障礙,也提升了涉外法律爭議的複雜性,是以必須從立法、司法與教育接軌,建構「出門合轍」的超國界法律思維模式,突破目前國內閉門造車的困窘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