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五、國際人權法與國內法的匯流

專題五、國際人權法與國內法的匯流

自1945年《聯合國憲章》制定後,首先承認每個人均有人權與基本自由,從此人權法在國際法上才日漸發展。1978年聯合國出版《國際文件彙編》,將有關人權的文件分為14類,其中最重要的是第1類,包括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1966年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這三個文件一般稱為國際人權憲章;第2至14類則是更為具體之規定。

國際人權法除了由國際多邊公約與國際慣例形成外,其內涵亦應包含各國憲法,並融合人權法之概念。一般憲法規範因規範抽象性高,與國際人權法融合解釋不致困難,為增加論證說服力,常為各國國內法院所援引;再加上,憲法所保障者乃人之基本權利,賦予外國人一定之憲法權利實際上等同宣告對人權之尊重。

國際人權法與憲法的匯流已成為趨勢及國際現象,李念祖教授曾言:「國際人權法是超國界法裡一個重要的領域,而且正在發展人權必超越主權拘束的重要觀念。在憲法的領域中,用人權拘束權力,恰巧就是與憲法不可分割分離的一種思想,歐盟憲草的基本人權章,還有幾十個條文,鉅細靡遺,深怕歐洲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侵犯,它是憲法還是超國界法的國際人權法?只能都說是![1]」此一描述即確切說明了在超國界法中,國際人權法與憲法的匯流現象。

國際人權法於內國之實踐與應用,可歸納為「國際人權訴訟」、「對重大人權侵害案件內國司法管轄權之延伸」與「憲法基本權利保障於外人及域外之效力延伸」幾種。請見以下案例說明。

案例5-1:The Boll Case(Netherlands v. Sweden, 1958)[2]

建立保護兒童免於危險的制度,一直是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的核心工作之一。為了取代1902年6月12日《未成年人保護公約》(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Guardianship of Minors)與1961年10月5日《關於保護未成年人之機關權限與準據法公約》(Convention of 5 October 1961 Concerning the Powers of Authorities and the Law Applicable in Respect of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於1996年制定《關於兒童保護措施與父母責任之管轄權、準據法、承認、執行與合作公約》(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pplicable Law, Recognition,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in Respect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另外,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於1980年制定《國際兒童誘拐之民事責任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ivil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有明定返還兒童的程序與方法。1989年11月20日聯合國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亦揭示了兒童最佳利益(子女最佳利益)原則。

本案顯示,類似監護的問題不易透過多邊公約達成法律統一,凸顯公約的侷限性,然而在各國間往來頻繁的今日,類似本案涉及跨國父母子女的案例將越來越多。

  • 案例事實

Marie Elisabeth Boll 1945年在瑞典出生,父親Mr. Boll為荷蘭人,母親在結婚前具有瑞典國籍。Marie具有荷蘭國籍,出生後一直住在瑞典。Marie 母親於1953年死亡。依荷蘭民法,父親當然成為Marie的親權行使人。然而Marie的父親被控對Marie犯有「不名譽之罪行」,依照瑞典法律,對於「居住」於瑞典的未成年人,如在家庭有遭遇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危險時,可對其提出保護養育(protective upbringing)。

因此,瑞典兒童福利委員會決定由Marie外公來照顧Marie;荷蘭法院亦停止Mr. Boll之親權,但指定Postema 女士為Marie的監護人(guardian)。其後,瑞典行政法院承認荷蘭法院指定Postema 女士為Marie 監護人的判決,但也認可瑞典兒童福利委員會的決定,亦即在保護養育的範圍內(如管理兒童財產),Postema女士的監護權利將受限制。

對於瑞典行政法院的決定,荷蘭主張瑞典兒童福利委員會關於保護養育之施行限制,已妨礙荷蘭依1902年《兒童監護爭端解決公約》(Convention of 12 June 1902 Relating To The Settlement of Guardianship of Minors)關於實施監護之權利。

  • 重要爭點
  • (一) 瑞典政府所採取之措施是否剝奪了Postema太太監護權的行使?
  • (二) 條約是否如瑞典法,含有維護兒童於健康環境中成長的意涵,而非僅是為了調整監護權行使的衝突?
  • 判決結果

國際法院以12比4駁回荷蘭主張,判決瑞典勝訴。

 

  • 判決理由

法院多數意見認為,該公約並不規範「對未成年人之保護」[3]。1902年的《兒童監護爭端解決公約》係為解決各國關於監護問題之法律衝突,期待各國能訂立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使未成年人受到個別保護;而瑞典1924年的法律非為規範監護而立,無論有無監護之未成年人均得以適用。公約不能課與國家在締約範圍外之義務,如認為1902年的公約係限制締約國適用不同法律之權利,此解釋將逾越公約目的[4]

案例5-2:The Sunday Times v. United Kingdom(1979)[5]

除了以聯合國為中心所開展出的國際人權法外,歐洲對於國際人權的推動亦具有相當之指標性,尤其歐洲人權法院裁判實務就個人權利的強化,乃國際人權法研究所不可或缺。

歐洲對人權事務發展的規範為1950年11月4日的《歐洲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下稱《歐洲人權公約》),內容與世界人權宣言相似,但有不同的實踐,最特別的是在公約下設立「歐洲人權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與「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可以處理締約國間控訴違反公約情事,更重要的是,還可受理對「個人」的控訴。

「The Sunday Times v. United Kingdom案」即為歐洲公民不滿母國侵害自身「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向歐洲人權法院提起訴訟之例。

  • 案例事實

在1959年至1962年間,英國許多孕婦因在懷孕期間服用鎮靜劑撒利多邁德胺(thalidomide),致生出畸形胎兒,於是這些孕婦集體控告藥品製造商Distillers。訴訟期間,英國報社The Sunday Times以「我們的撒利多邁德胺嬰兒:國家之恥」(Our Thalidomide Children: A Cause for National Shame)做為標題,大篇幅地抨擊該製造商並報導了不利製造商的證據。

Distillers向英國司法部長(Attorney-General)反映這些報導將在訴訟中形成對其不利的觀點並影響和解的進行,係「在法定過程中以出版、報導或評論的方式蔑視法庭」,應構成藐視法庭[6]

英國司法部長隨後請求高等法院禁止The Sunday Times繼續發表文章,1972年11月獲得同意,樞密院於1973年7月批准高等法院的命令,認為這些文章報導將對訴訟繫屬中的本案形成公眾預判(public prejudgment)。

The Sunday Times的發行人、編輯及記者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25條規定,於1974年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控訴,主張該命令違反公約第10條之規定。

  • 重要爭點
  • (一) The Sunday Times所發表之文章是否構成藐視法庭?
  • (二) 英國司法部長向高等法院所申請之禁令,是否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所保障之表現自由?
  • 判決結果

英國高等法院認為The Sunday Times構成藐視法庭,對之發布禁令,惟上訴法院撤銷禁令;歐洲人權法院亦以11比9認為,英國法院之禁令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

  • 判決理由

The Sunday Times於審判期間所發表之一系列文章會造成預先的主觀上結論,妨害公正司法之進行、動搖證人的心證而形成偏見,法院認為該報社的行為構成藐視法庭。如果該報社之刊登行為引起了群眾對司法的嚴重抵抗,那麼此時刊登行為等表現自由將會受到限制,甚至構成藐視法庭。故只要對社會製造極大的風險而造成司法上之干預,不管該報社是有意為之抑或僅是為追求真相所做之報導,皆為藐視法庭之行為。

上訴法院認為「報紙審判」(trial by newspaper)是絕不被允許的,但社會大眾的公共利益與報刊的表現自由二者間須妥善被衡平,尤其在社會矚目的大案件中更為重要。而在此案件中,社會大眾的利益明顯超出因報導所產生對兩造偏見的負面評價。上訴法院亦指出,每個人都有權利去評論一個已經判決確定或尚未遭到起訴案件之對與錯,而此案並未有宣示書,亦未有證據顯示報社所刊登的文章會對被告造成極大的風險,故禁令應撤銷。

而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不僅保護報社向大眾報導的權利,亦包括公眾「知」的權利。本案中,像Distillers這種大型廠商,對於受害者負有賠償的責任,對許多受害的家庭而言,知道這些潛在的事實及各種可能解決方法是重大利益,除非該項訊息的釋出很明確對法庭或法官的權威造成威脅,否則即應保障之。

故考慮各種情況後,英國法院這項限制言論自由(特別是在新聞自由方面)的禁令,和法律欲達到的目標不一致,從保障社會利益的角度衡量,更沒有充分必要性來支持此一限制,即以限制言論自由的方式維護法庭與法官權威的做法在民主國家是沒有必要的。

Zekla法官更指出,英國是《大憲章》(the Magna Carta)的誕生地,該憲章不僅將《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與正義的基本原則落實在英國的司法體系中,並進一步融入成為《歐洲人權公約》的一部分,因此更凸顯了保護The Sunday Times言論自由的必要性[7]

  • 延伸思考
  • 英美等國家採陪審團制度,陪審團於審理案件期間可否閱讀報紙、看電視或收聽廣播?
  • 報導正在偵辦之案件與偵查不公開原則相牴觸,若該案進入法庭審理後,有相關此判決評論出版,此時是否仍違法?如何判斷對法官心證產生影響?
  • 我國《廣播電視法》第22條規定:「廣播、電視節目對於尚在偵查或審判中之訴訟事件,或承辦該事件之司法人員或有關之訴訟關係人,不得評論;並不得報導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1999年廢止的《出版法》第33條亦有相同內容規定。這些規定與我國《憲法》第11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或其他相關國際人權法之保障言論自由意旨是否違背?
  • 2000年前國安局上校組長劉冠軍涉嫌洗錢犯罪,媒體記者雖欲報導相關消息,但在檢調單位不願多談、國安局始終迴避的態度下,外界對案情只能憑空臆測。後來中時晚報記者透過管道取得辦案人員徐炳強、陳珮玨、卓昶廷等3人的偵訊筆錄並予刊登,身為前國安局會計長的徐炳強首度透露了30億元的神祕經費及工作帳戶的存在,而陳、卓二人對劉嫌的洗錢途徑亦做了詳述節錄。臺北地檢署遂於2000年10月3日下午即由主任檢察官率隊,搜索中時晚報辦公室及記者住處,調查該報刊登劉冠軍洗錢案筆錄事件。此一搜索行為引起輿論極大反彈,並引發對檢方的批判。此案涉及檢察官的強制處分權行使,與憲法上新聞自由之保障兩者之權衡,您的看法為何?
案例5-3:Filártiga v. Peña-Irala(1984)[8]
  • 案例事實

本案原告Joel Filártiga 博士擁有巴拉圭國籍,長久以來反對巴拉圭當政總統Alfredo Stroessner。1978年與女兒Dolly Filártiga兩人持觀光簽證入美,並申請永久政治難民庇護。被告Peña-Irala同為巴拉圭國民,當時任職巴拉圭首都亞松森市警察局督察長(Inspector General of Police),被控其因不滿Joel Filártiga博士的政治主張,於1976年時綁架其17歲的兒子Joelito Filártiga並施以酷刑致死。

當中,Joel Filártiga曾於巴拉圭控告Peña-Irala謀殺,但其訴訟律師不但遭逮捕,還被帶到警局遭Peña-Irala以死亡威脅。Filártiga的訴訟律師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遭停職處分。最後因有他人認罪,該訴訟無疾而終。

1978年Peña-Irala賣掉巴拉圭的房子,與伴侶持觀光簽證入美,儘管簽證逾期仍繼續居住在美國。Dolly Filártiga獲悉消息後,立即通報美國移民歸化局;1979年4月,移民局經由聽證,決定將兩人驅逐出境。同時間,Filártiga父女向美國紐約東區聯邦地方法院起訴,除反對美國移民歸化局將Peña-Irala驅逐出境,以確保他於審判時能有效地到庭陳述,同時亦提出Peña-Irala違反「不當侵害致死條例」(wrongful death statutes)所包含美國憲法、《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美洲人權公約》(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和其他國際習慣法欲保障之人權,基於《外國人侵權行為法》(The Alien Tort Statute[9])之規定,「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就外國人違反國際公法或美國所簽訂之條約,構成民事侵權行為者,具有原始管轄權」,主張美國法院應有管轄權,並請求1千萬元懲罰性損害賠償。

Peña-Irala的律師堅稱巴拉圭的法律已提供充分足夠且適當的民事損害賠償,否認美國擁有管轄權,Dolly Filártiga則駁斥巴拉圭的訴訟無法產生任何效益。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決定維持遣返決定,以不便利法庭駁回原告之訴,原告因此向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提起上訴。

  • 重要爭點

美國法院對本案有無管轄權?針對外人違反國際法之案件,美國法院得否受理?被告得否以本案為國家內務,主張不受美國法院管轄?

  • 判決結果

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判決認為由政府官員所為的酷刑違反了普世所接受之國際人權法,只要有構成酷刑之嫌疑,縱使係由外國人所為,只要該行為人在美國境內,依據《外國人侵權行為法》,美國法院即有管轄權。最後,法院將該案件發回聯邦地方法院重新審理[10]

  • 判決理由

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推翻了初審判決,判定公民根據國際習慣法享有免受酷刑的自由。該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已經闡明對待國民不再是一國內務,而屬國際關注之問題。法院指出《世界人權宣言》隨著國家實踐已成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習慣法,而禁止酷刑也已經成為國際習慣法規範。

對於何謂酷刑的看法,各國已經達成一致,並在無數的國際條約和協定中加以表述,包括《美洲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歐洲人權公約》等,而這些條約的內容和精神同樣體現在各國國內立法中,判決做成當時已有55個國家將禁止酷刑寫入憲法,其中包括美國和巴拉圭。

法院特別強調聯合國大會所通過《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中對酷刑的定義,並指出酷刑受害者依照國內法應獲得救濟和賠償。這一系列重要的宣言、公約均表明,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再以不知曉為由從事侵犯人權的行為,酷刑乃當今國際法所禁止。因此,當具有官方身分之人實施酷刑,且違反了國際習慣法之人權標準,不論當事方的國籍為何,也無論這類案件是否發生在美國,美國法院均有管轄權。

聯邦上訴法院進一步宣稱,就民事責任方面,實施酷刑的人如同海盜和奴隸販子,是全人類的公敵。國內管轄權儘管某種程度上是內在的、天然的和基本的權利,但是並非不可削減的,它並非國際法發展上不可逾越的障礙,因此無論是否「本質上」屬於內國事務,都應該接受國際法的檢驗;且酷刑亦為巴拉圭憲法所禁止,是以被告的行為不能視為國家行為而不受美國法院管轄。

案例5-4:Hamdan v. Rumsfeld(2006)[11]

本案發生背景為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之後,當時有4架民航機遭劫持,約有超過3000人因而喪生。在蓋達組織(Al Qaeda)發動恐怖攻擊約一星期之後,美國國會通過決議授權總統「使用必要及適當之武力,以打擊總統所認為計畫、授權、執行、協助恐怖攻擊之國家、組織或個人」、「或是隱匿這些組織或個人」之國家、組織或個人,以預防未來對美國之國際恐怖攻擊。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 Jr.)下令出兵阿富汗,以擊垮蓋達組織及摧毀支持蓋達組織之塔利班政權(Taliban Regime)。

為因應反恐戰爭,美國另設立了「關塔那摩灣監獄」(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拘禁阿富汗戰爭中所俘獲的蓋達組織與塔利班戰犯。但小布希政府不承認其戰犯身分,拒絕給予《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之戰俘待遇[12],2006年爆發3名關塔那摩犯人集體自殺之案件,又接連傳出虐囚事件,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關塔那摩戰犯所受人權待遇問題。拘禁於關塔那摩灣監獄的數百名囚犯中,多數人員均無法獲有正式審判或正當法律程序之保護,國際輿論有認為美國此舉不僅違反其國際公約義務,更嚴重悖離美國憲法之民主法治精神,使關塔那摩灣監獄成為國際人權法之「化外之地」,因此逐漸出現要求美國關閉關塔那摩灣監獄之呼聲。

2009年繼任的美國總統Barack Obama雖有意將戰犯移交紐約刑事法庭,惟遭國會反對,關塔那摩灣監獄於是持續運作至今。美國對於關塔那摩灣監獄戰犯之待遇問題,仍是近年國際人權法上重要討論議題。

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較著重《日內瓦公約》,似未提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此二公約是保障被拘禁人待遇及公平審判之重要人權條約,而且其不只是適用於平時,亦適用於武裝衝突時;美國也是這兩個公約之會員國,應也有實踐之義務[13]

有學者認為,Hamdan 判決可在戰爭時期制衡總統之權力[14],且Hamdan判決並非單一個案,是對於總統所稱「反恐戰爭」之挑戰[15];亦即在戰爭時期,總統的作為仍須受司法審查[16]。最高法院基於權力分立之堅持,確保武裝衝突中,被逮捕的外國戰鬥員權利保障之可能性。本案及「Boumediene v. Bush案[17]」將有助我們觀察及理解美國司法系統對國際人權法的遵守態度。

  • 案例事實

原告Salim Ahmed Hamdan是葉門人,曾擔任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貼身保鑣和司機,在阿富汗戰爭時被俘,最後被轉送到關那塔摩監獄監禁。2004年7月,他被控參與恐怖行動且被移送到「特別軍事委員會」(Particular Military Commissions)審判,該委員會由總統以行政命令成立。

除是否符合國會法律授權尚有疑問外,該委員會係以特別法進行審判,一般審判刑事案件時所普遍承認的法律原則與證據法則,均不適用[18]。Hamdan於是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聲請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主張該委員會的審判結構與程序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不符《美國統一軍法典》(United States 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 UCMJ)、美國憲法,以及《日內瓦公約》之要求。

  • 本案爭點
  • 特別軍事委員會得否排除關塔那摩被拘禁者向法院聲請人身保護的權利?美國憲法賦予國民受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的權利,外國人得否享有?
  • 以特別軍事委員會來審判關塔那摩被拘禁者,該委員會的設置及程序是否違反《美國統一軍法典》、美國憲法,以及美國應負的公約義務?
  • 敵方戰鬥員(Enemy Combatant)[19]是否為戰俘?美國政府針對敵方戰鬥員所為處置,須否受日內瓦公約拘束?
  • 陰謀罪(Conspiracy)可視為戰爭罪行而加以處罰嗎?
  • 判決結果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軍事委員會對Hamdan案並無管轄權,因為它的組織及程序違背了《美國統一軍法典》與《日內瓦公約》。除非經過國會立法,否則政府並無權設置特別軍事委員會。

在人身保護令的部分,依《美國憲法》第1條第9項第2款:「根據人身保護令享有的特權,除非在發生叛亂或遭遇入侵,公共治安需要停止此項特權時,不得中止。」本案中,Hamdan的人身自由,顯為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屬於人權,縱使身為外國人,亦受憲法保障。

案例5-5:六位臺灣地區法輪功成員與胡智婷 v. 江澤民等(2007)[20]

由於兩岸特殊關係,我國法院對於大陸地區司法案件管轄權,有難以行使之事實。然而,是否因此表示大陸地區所發生之所有類型事件,我國法院皆不得管轄?

一般而言,刑事案件之管轄權主要由「領域」(犯罪行為地與結果地於領域內)、「行為人國籍」、「被害人國籍或住居所地」、「保護內國利益」所決定。換言之,「犯罪與國家擁有關聯性[21]」決定國家司法權對於某一刑事案件有無管轄權。然而,「普遍管轄」Universal Jurisdiction缺乏這樣的連結,或者說本質上係為破除此連結而設,無論犯罪之處所、犯罪人或被害人國籍為何,各國依照普遍管轄均有權、甚至義務對犯罪人進行刑事追訴。。亦即「犯罪與國家間並沒有任何連結,國家依舊擁有管轄權[22]」,以落實二次大戰後,國際社會對於戰爭罪、滅絕種族罪、違反人道罪之追訴與懲罰的決心。

由於國家實踐及習慣國際法之界線模糊不清,即便擴大解釋、適用國際公約,惟理論基礎仍嫌不足,普林斯頓原則(The Princeton Principles)因而被提出,以協助精確適用普遍管轄原則。普林斯頓原則強調個國家皆有義務起訴或引渡為犯嚴重罪刑之行為人,且起訴並無時效限制,同時賦予各國行政部門行使其在國內法及國際法下之權限,另要求司法部門適用國際法;立法部門則須致力使國內法與國際義務一致,對於非政府之國際組織及國際民間協會之會員,各國應協助其促進國際刑事正義與人權之發展,並協助民眾了解國際法內涵及國際法秩序之關係[23]

  • 案例事實

本案為自訴案件,原告等人為臺灣地區法輪功成員,自訴意旨以其於2000年至2003年間,先後持合法證件進入中國大陸後,因法輪功成員身分而遭非法逮捕拘禁、疲勞審訊,身心受到嚴重迫害。回臺後,以法輪功團體乃《殘害人群治罪條例》所保護之宗教團體向臺灣高等法院提告,主張被告大陸地區人士江澤民、李嵐清、羅幹利用國家機器,策劃及命令消滅法輪功團體,不僅企圖滅絕中國大陸地區的法輪功修煉者,更對臺灣及美國等地的法輪功修煉者進行陰謀迫害,應構成《殘害人群治罪條例》第2條第1項第2款「使該團體之分子遭受身體上或精神上之嚴重傷害」、第6款「用其他陰謀方法破壞其團體,足以使其消滅」之罪。

依《殘害人群治罪條例》第6條之規定,本案以臺灣高等法院作為第一審法院。惟高等法院認為自訴人受殘害之行為地在大陸地區,又無積極之事證足資證明其返台後,身體及精神上有何新產生之嚴重傷害,故受害結果發生地亦不在臺灣地區,且被告之住居所亦皆位於大陸地區,因此本案難認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從而諭知管轄錯誤判決[24]。原告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 重要爭點

臺灣高等法院對本案有無管轄權?

  • 判決結果

最高法院認為本件上訴違背法定之程式,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又本件既係從程序上駁回上訴,所請為移轉管轄或指定管轄,即無從斟酌。

  • 判決理由

最高法院維持原審判決,理由為大陸地區目前為我中華民國法權所不及,無從移轉管轄,因此原審判決未諭知移轉管轄,難認為違法。再者,管轄權問題,不同於被告行為是否該當犯罪構成要件、應否以我國《刑法》予以處罰之實體法律問題,不得以《殘害人權治罪條例》之規定指摘原審管轄錯誤判決違法,故駁回上訴人之請求。

  • 延伸思考
  • (一) 試比較案例5-2與案例5-3,美國聯邦上訴法院與我國最高法院之判決,在面對可能危害到國際社會全體利益且嚴重侵害人權之罪行時,兩國司法體系對於國際人權法與國內人權法律規範的踐行態度,其差異及理由為何?你認為我國法院於本案有無司法政治之考量?
  • (二) 1953年訂定之《殘害人群治罪條例》是否為我國普遍管轄權之立法?倘若本案之自訴人或被告之任一方為外國人,臺灣高等法院是否可能受理本案?本案自訴人(被害人)為臺灣地區人民,該犯罪行為與我國間尚存有連結,我國法院是否忽視了立法者制定《殘害人群治罪條例》之本意?《兩岸條例》第75條:「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在大陸地區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得否作為其審判權與管轄權依據?
  • (三) 臺灣地區法院對於大陸地區之犯罪應否進行追訴?最高法院於89台非字第94號判決曾表示:「中華民國憲法第4條明文:『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而國民大會亦未曾為變更領土之決議。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復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且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第2款更指明:『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揭示大陸地區仍屬我中華民國之領土;該條例第75條復規定:『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在大陸地區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據此,大陸地區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為我國主權所不及,但在大陸地區犯罪,仍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即明示大陸地區猶屬我國領域,並未對其放棄主權。」試問,最高法院於本案中所表現之「態度」,與其先前見解有無矛盾之處?
  • (四) 法務部曾依《兩岸條例》第2條第2款:「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及第75條之規定,認為中華民國人民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仍應依前開規定進行追訴[25]。類似司法實務見解可否作為本案(犯罪主體為大陸地區人民)之參考?
案例5-6:S. and Marper v. United Kingdom(2008)[26]

從本案可瞭解歐洲人權法院對於DNA資訊隱私保障的態度,並與我國相關規定及實務進行比較。

我國對於DNA採樣,於1999年2月3日公布《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第1條揭示立法目的為:「維護人民安全、協助司法鑑定、協尋失蹤人口、確定親子血緣、提昇犯罪偵查效能、有效防制性犯罪」。為擴大強制採樣建立嫌疑人DNA檔案資料庫,以達更有效防制犯罪之效果,2012年1月4日立法院修正通過部分條文,除原有的「性犯罪和重大暴力案件」嫌疑人須接受強制採樣外,犯下妨害性自主、殺人、傷害、恐嚇及擄人勒贖、搶奪強盜及海盜等罪嫌和公共危險罪中有關縱火部分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都必須接受DNA強制採樣。而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且再犯者,如犯下公共危險、妨害自由、竊盜、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也要接受DNA強制採樣。就資料之留存予刪除,則規定於第12條第1項:「依本條例採樣、儲存之去氧核醣核酸樣本、紀錄,前者至少應保存十年,後者至少應保存至被採樣人死亡後十年。」、第2項:「依第五條接受採樣之人,受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無罪判決確定者,主管機關應刪除其去氧核醣核酸樣本及紀錄;被採樣人亦得申請刪除。」

關於個人資料之隱私權保護,2005年的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值得注意,其肯認釋字第585號解釋之意旨,認為「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而所謂的「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應係「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然而此隱私權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

  • 案例事實

S先生於1989年出生,為英國國民;其11歲那年(即2001年1月19日)遭控企圖行劫而被逮捕,官方並取得且留有其指紋及DNA資料;S先生於2001年6月14獲判無罪。Marper於1963年出生,為英國公民;其於2001年3月13日遭指控騷擾其合作夥伴而被逮捕:本案在審前覆核(pre-trail review)前,其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而撤回起訴,惟官方已取得並可永久留有其指紋和個人資料。

兩人經獲判無罪與撤銷訴訟後,向法院起訴請求英國當局刪除指紋、細胞採樣及DNA資料,惟經法院判決敗訴,二人復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申訴,其主張英國政府之行為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尊重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權利」與第14條「禁止歧視」之規定。

2004年8月16日此案遞交至歐洲人權委員會,於2007年1月16日宣布受理。2007年7月10日提交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Grand Chamber),2008年2月27日在史特拉斯堡人權大廈舉行公聽會。

  • 重要爭點

當事人經無罪判決確或撤銷起訴後,英國政府繼續保留其指紋和DNA資料有無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和第14條?

  • 判決結果

當事人經無罪判決確定或撤銷起訴後,歐洲人權法院以17比0一致認為,英國政府繼續保留其指紋與DNA資料的行為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然而無審查該公約第14條之必要。

  • 判決理由

DNA樣本與檔案包含諸多敏感的、特殊的個人資訊與基因圖譜,料屬《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之「私生活」範圍,國家採集及留存個人細胞樣本,相較於保留指紋,保留細胞樣本對私人生活有更大的影響。而個人資訊一經留存,即無法排除未來的使用可能性(包含比對檔案或以新科技分析樣本),故即便留存未予實際使用,仍具干預性。

歐洲人權法院考慮歐洲理事會締約國間有關文書以及法律、慣例等核心原則,認為根據1981年數據保護公約,保留該數據的依據與蒐集目的、時間限制應相稱。然而,英國保留個人資料的行為,由於聲請人之個人資料與有罪確定者個人資料保留並無差異,顯見曾作為犯罪嫌疑人的指紋、細胞樣本和DNA圖譜遭到全面性和無差別性地保留,突顯聲請人未受無罪推定保護,且未取得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間的平衡。英國此舉無以令人接受且干涉聲請人「私人生活的權利」並不合宜,非民主社會所必需。法院一致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被告國英國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之規定。

  • 延伸思考
  • (一) 英國在 and Marper案判決做成後,英國內政部長發表聲明,表示可能考慮從年齡、危險性及犯罪本質著手,逐步縮小留存範圍,而十歲以下兒童之DNA檔案將從資料庫中刪除。而英國上議院的憲法委員會也建議應儘速修法,故英國議會在2011年2月11日提出《自由保障法案》(Protection of Freedoms Bill),該新法案係參考蘇格蘭法律中關於留存期限之規定作出修正,但新法案中對於青少年或無罪被告仍保有永久留存的例外規定。對該例外,你的看法為何?
  • (二) 在本案判決做成一年後,荷蘭也因建立DNA資料庫問題進入歐洲人權法院[27],不過人權法院並未指摘荷蘭關於DNA資料庫的做法。原因為荷蘭關於DNA資料的留存對象,為所犯之罪為最高法定刑4年以上之重罪且經判決確定後之被告方予以留存,並且留存期限依照犯罪嚴重性而有所區別,與本案英國情形則是一律永久留存不同;且荷蘭留存的方式為匿名且加密保存,除非被告未來再次犯罪,否則將永遠不會用到其DNA資料。荷蘭之制度,是否合理?
案例5-7:Boumediene v. Bush(2008)[28]

為因應「Hamdan v. Rumsfeld[29]」案之判決,美國國會遂於2006年10月快速通過並由布希總統簽署發布《軍事委員會法》(Military Commissions Act, MCA),排除適用《美國統一軍法》,其第7條(b),並規定:「前項適用範圍及於所有案件,包括本法生效時已繫屬於法院與本法生效後始提出者,無一例外。」至此,立法者明確限縮(甚至可謂是剝奪)關塔那摩監獄外國戰俘人身保護令聲請之司法救濟途徑,本案即是探討上開法律規定之合憲性。

  • 案例事實

Lakhdar Boumediene原為阿爾及利亞人,後歸化成為波士尼亞人。2002年Boumediene與其他5位阿爾及利亞國民,遭美國情報局指稱參與計畫美國大使館爆炸案,並因被認為與蓋達組織有關聯而被波士尼亞警察逮捕,波士尼亞政府後將Boumediene轉交駐波士尼亞的美軍,移送至關達那摩灣基地拘禁。

2004年9月21日,戰鬥員地位審查法庭(Combatant Status Review Tribunals)依據國防部提供其支援蓋達組織的證據審查,認其屬「敵方戰鬥員」,經過3次審判庭後仍判決繼續拘禁。Boumediene遂聲請人身保護令,並主張美國政府違反其正當法律程序的權利。

然地方法院駁回其聲請,認為Boumediene非美國國民,且被拘留地關達那摩灣乃古巴領土,係美國之域外基地(extra-territorial base),故憲法關於人身保護令的權利保障應不及於主權領域範圍以外,不能主張與美國本土人民有相同憲法權利之保護,上訴法院亦肯認之。惟美國量刑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USSC)則持相反看法,引用「Rasul v. Bush案[30]」指出儘管是敵方的戰鬥人員,外國人民均應至少有向法院爭執其是否為敵方戰鬥人員的權利。

其後,美國國會於2006年10月通過並由布希總統簽署發布之《軍事委員會法》,第7條規定:「任何法官、法院或法庭無權聽訟人身保護令之聲請。[31]」,限縮了關達那摩監獄中外國戰俘人身保護令聲請之救濟途徑,亦使聯邦各級法院喪失本案管轄權,Boumediene的人身保護令聲請案遂被擱置。

最後,Boumediene向法院聲請第二次人身保護令,主張國會不能以該法令溯及更改本案之判斷標準;退步言之,若認該法律可溯及適用本案,依據《人身保護令法》(Suspension Clause)中所述:「人身保護令的優越性不能被廢棄;除非內亂或外患時,基於公共安全的考量則有廢棄的可能」,而認為其仍然有主張人身保護令之必要。

然而,由於《軍事委員法》第7條(b)項之規定(法院肯認政府有此立法權限),上訴法院並認為《人身保護令法》係一歷史遺跡,僅適用於1789年的政治與國家安全環境,且當時之立法目的係為保護本國人民而非外國人民,故本案因欠缺管轄權而遭駁回。Boumediene於是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

  • 重要爭點
  • 關塔那摩灣的被拘禁者是否受美國憲法之保障,而享有人身保護令之憲法權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本案有無管轄權?
  • 《拘禁者待遇法》與《軍事委員會法》是否違憲?
  • 判決結果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拘留於美國境外之關塔那摩囚犯,仍擁有美國憲法所賦予之人身保護令聲請權利,且此優先權利保障不得予以剝奪。

  • 判決理由

多數意見認為關塔那摩灣的主權雖屬古巴,卻是因《1903年租借協定》(1903 Lease Agreement)為美國所佔領,只要美國不放棄租借條約,其對關塔那摩灣就有完全的管轄權與控制,美國政府在該地即享有「事實上主權」,至於法律上主權的歸屬問題,與外國人受憲法保障之問題無絕對關連。

由於本案原告之行為、對其之逮捕及處罰皆發生於美國境外,因此應探討憲法域外效力之問題。本判決認為應將「客觀因素」與「實際考量」納入判斷標準,而非僅從形式(formalism)著手,並至少應衡量下列三項事實:(1)戰俘之公民身分、法律地位以及認定該等地位之程序之妥當性;(2)逮捕與拘禁戰俘之地點;(3)戰俘尋求人身保護令的實際障礙。

在本案中,多數意見認為(1)戰鬥員地位審查法庭之審判程序並不完善,單方面偏惠政府;(2)沿用「Rasul v. Bush案[32]」見解,美國聯邦法院管轄權應涵蓋關塔那摩灣;(3)落實人身保護令不存在實際困難。因此,《美國聯邦憲法》第1條第9項第2款的規範效力應及於關塔那摩灣,國會必須在符合該規定的情況下,始能否定該名外國公民聲請人身保護令的權利。

多數意見認為《拘禁者待遇法》與《軍事委員會法》明顯是為限制法院審查權而設。依照《拘禁者待遇法》的立法意旨,聯邦上訴法院對敵方戰鬥員資格認定的審查權過於薄弱,遠遜於一般人身保護令之審查,不適合替代原來憲法賦予人身保護令之權利[33]。至於《軍事委員會法》不僅移除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及上訴法院對敵方戰鬥員人身保護令聲請之管轄權,「戰鬥員地位審查法庭」亦在審查程序中有諸多武器不平等的設計,故二者均違憲。

雖然地方法院及上訴法院均認為其無審理外國被拘禁者於美國境外提出人身保護令請求之管轄權,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可人身保護令條款得延伸適用於境外非國民之拘留者,肯認美國之法院具備管轄權,故將此案發回下級法院,以重新審理本案實體法律爭議[34]

案例5-8:蔡忠誠案(2013)[35]

本案涉及原住民之傳統狩獵文化,與現代社會槍枝管制之衝突問題。國民政府來臺後,起初對原住民使用獵槍並無明文禁止規定。至 1946 年《自衛槍枝管理條例》之規定,原住民所使用的獵槍、魚槍被列為乙類槍枝,須經過登記方能擁有。但對於未登記者,內政部考慮獵槍與漁槍屬原住民生活必需物品,因此均從寬處理。1980年代,臺灣內部私製槍枝與走私進口槍枝的數量日益增多,槍擊兇殺案件數量增加。因此,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與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遂有倡議制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36]

立法過程中,原住民立委從原住民的傳統狩獵文化出發,要求將原住民慣常使用的獵槍與魚槍排除於管制之外,希望針對原住民有例外性之規定,因而促成本法第14條通過:「獵槍、魚槍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活工具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此階段雖將原住民視為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且將原住民用來謀生的工具如獵槍與魚槍另定行政管制辦法。但從結論來看,原住民自製或持有獵槍或漁槍,仍然採「事先許可制」,如未經許可而製造或改造獵槍者,仍屬犯罪行為[37]

經1997、2001年之兩次修正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終於將「未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並獲得許可而製造、運輸、陳列或持有自製之獵槍」行為除罪化,改以行政罰加以處罰。從此未經許可持有獵槍及漁槍,原則上認定為「供作生活上及文化上工具之用」,而非據為犯罪工具的意圖;未經許可者循本條之行政程序予以補正即可。然而,內政部警政署對於「自製獵槍」有明確、較為狹窄之定義,若不屬之,則仍須受刑事處罰。自台(87)內警字第8770116號函,至2011年修正之(舊)《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皆明確將自製獵槍之範圍,限定於「前膛槍」。原住民若製造、持有、使用後膛槍、工業用底火之槍枝,則非屬自製獵槍之範圍,而須受刑事處罰。檢警機關於執法上,大多數仍據此意見提起公訴。

  • 案例事實
98年9月30日
第二審
警方查獲,檢方以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起訴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維持屏東地院見解
更一審
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102/12/3言詞辯論,17號判,原判決撤銷,蔡忠誠無罪
法院援引內政部函示,認該獵槍非自製,改判有罪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屏東地院諭知無罪
未經許可製造土製長槍
第一審
97年6月7日

  • 重要爭點
  1.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第20條第1項「自製獵槍」應如何解釋?內政部(87)台內警字第8770116號函示有無逾越法律授權?
  2. 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所揭示之對原住民文化積極維護發展,並扶助促進其發展之意旨與定義「自製獵槍」有無關聯性?
  • 判決結果

最高法院肯認原住民特殊文化,以自製獵槍狩獵為其基本權利。

  • 判決理由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為落實憲法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0條規定,政府應保存維護原住民族文化;同法第30條亦規定,制定法律,應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保障其合法權益等旨。

因此,在依相關法律踐行保障原住民族之基本權利,促進其生存發展時,自應尊重其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而依該法第19條,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原住民基於此項需求,非因營利以自製獵槍從事獵捕野生動物即屬其基本權利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即在尊重原住民族此一權利下,逐步將原住民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製造或持有自製獵槍之行為,從刑事罰改為行政罰,以資因應。

又狩獵係原住民族傳統維生方式之一,並與其祭典文化有關,原住民在狩獵過程中,可訓練膽識、學習互助精神及生存技能,亦得藉與族人分享狩獵經驗與成果,獲得認同,提昇在部落族人中之地位,故原住民族自製獵槍獵捕野生動物,乃其傳統生活習俗文化之重要內容

惟因社會整體發展急遽變遷,原住民族生活型態亦隨之改變,復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獵捕規定之限制,難期其仍專以狩獵維生或以狩獵為其生活主要內容,基於維護原住民傳統習俗文化及發展之考量,《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之解釋,自應因應生活型態之改變而放寬,只要本於與其傳統習俗文化目的有關而自行製造或持有之獵槍,即應認係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不以專恃狩獵維生或以狩獵為其生活主要內容者為限。並進一步指出,所謂「自製之獵槍」係指原住民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自行製造本條例第4條具有獵槍性能之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而言,所自製之獵槍裝填火藥或子彈之方式,法律既未設有限制,無論「前膛槍」或「後膛槍」均應包括在內。

內政部之函釋及依法授權訂定之《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條第3款將自製獵槍定義為「原住民傳統習慣專供捕獵維生之生活工具」、「其結構、性能須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以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物射出」等情,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已逾越法律之授權,法院自不受其拘束。

  • 延伸思考

「王光祿案[38]」中,被告所持獵槍係撿拾而得之「土造槍」,故非屬「自製獵槍」之範疇。法律規定限於「自製」的用意為何?撿到的獵槍,就不夠傳統?


[1] 李念祖,超國界法律研究裡憲法的位置,收錄於《認識超國界法律專文集》,中國國際法學會,一版,2004年12月,第70頁。

[2] ICJ Reports 1958 p. 8.

[3] 其僅規範對未成年人之監護,亦即法院多數意見區分「保護」與「監護」具不同的意義。

[4] Steiner et al.,前揭書,第281-292頁。

[5] 2 EHRR 245 (1979).

[6] 英國法中,關於藐視法庭的規定目的在預防及處罰任何阻礙、干擾司法權判斷之行為。

[7] Zekla法官的協同意見原文:“The birth-place of the Magna Carta, the Bill of Right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justice-embodied in the Anglo-Saxon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substantial part of them already incorporated into the Articles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in my humble opinion can easily afford either to do away altogether with the branch of the common law of contempt of court under review or to amend this part of the law of contempt of court on the lines indicated in the Phillimore Committee report.”

[8] 630 F.2d 876 (2d Cir. 1980), 577 F.Supp. 860 (E.D.N.Y. 1984).

[9] 28 U.S. Code § 1350 – Alien’s action for tort..

[10] 本案中,究竟是國際習慣法本身或《外國人侵權行為法》創設了原告的實體法請求權基礎,法院未明確說明,惟堅持「管轄權問題」與「選法問題」位於不同層次。本案僅係先確認美國聯邦法院有管轄權,因此為確定應以巴拉圭法或其他法律作為實體裁判依據,法院將案件發回美國紐約東區聯邦地方法院重審,該法院於1984年做出決定,判決原告Filártiga父女勝訴,並可獲得賠償金一共10,385,364美元。

[11] 548 U.S. 557 (2006).

[12] 此處所指乃1949日8月12日訂立之日內瓦第三公約-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1949)。例如第1部第3條即規定:「在一締約國之領土內發生非國際性的武裝衝突之場合,衝突之各方最低限度應遵守下列規定:(一)不實際參加戰事之人員,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裝部隊人員及因病、傷、拘留、或其他原因而失去戰鬥力之人員在內,在一切情況下應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於種族、膚色、宗教或信仰、性別、出身或財力或其他類似標準而有所歧視。因此,對於上述人員,不論何時何地,不得有下列行為:(甲)對生命與人 身施以暴力,特別如各種謀殺、殘傷肢體、虐待及酷刑;(乙)作為人質;(丙)損害個人尊嚴,特別如侮辱與降低身份的待遇;(丁)未經具有文明人類所認為必需之司法保障的正規組織之法庭之宣判,而遽行判罪及執行死刑。…」

[13] 廖福特,即使戰爭,也要人權──Hamdi及Hamdan判決評論,《歐美研究》第39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671-711。

[14] Boeving, The Right To Be Present Before Military Commissions and Federal Courts: Prot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An Ag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30 Harv.J.L & Pub.Pol’y 463,477 (2007).

[15] Neal Devins, Congress, the Supreme Court, and Enemy Combatants: How Lawmakers Buoyed Judicial Supremacy by Placing Limits on Federal Court Jurisdiction, 91 Minn. L. Rev. 1562, 1586 (2007).

[16] Douglas W. Kmiec,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Hamdan v. Rumsfeld–the Anti-Roberts,

34 Pepp. L. Rev. 573, 605 (2007).

[17]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5-5」,頁110以下。

[18] 郭雪真,人道軍事干預與國際人道法:美國反恐戰爭中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被拘禁者釋憲案例分析,復興崗學報,101期,2011年12月,頁21。

[19] 此用語是美國最高法院在1942年的「Ex parte Quirin案」中,用以區別合法戰鬥員與非法戰鬥員,敵方戰鬥員是非法戰鬥員,不能享有戰俘的地位,必須由軍事法庭以違反戰爭法進行審判與懲罰。但是由最高法院擁有最終的決定權,而不是由行政與立法部門決定。詳參:郭雪真,同註121,頁21。

[20] 臺灣高等法院92年度自字第9號判決、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2082號判決。

[21] 王慕義,從普遍管轄權的相關國際實踐評析我國《殘害人群治罪條例》之適用,現代國際法與超國界法學術研討會暨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101年年會研討會論文(研討會(六)人權與重要議題),2012年12月8日,頁4。

[22] 同前註。普遍管轄權的適用結果勢必加重國內法院的案件負擔,或與他國形成管轄權衝突,或影響彼此之政治外交關係,故制定時往往伴隨設有部分條件限制,本文作者對此亦有說明:「一般來說,為了方便執法,並減輕國內法院的負擔,甚至避免影響與他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國家在制定相關立法時通常針對普遍管轄權的行使附加特定條件,例如將其行使對象限於身在(present)國家領域內的嫌犯,或是要求相關法院審理程式的開始須獲得特定機關(文中有舉例如:檢察總長)的同意。當然,這種限制並非普遍管轄權的要素,而是國家基於現實(practical)理由而附加。」

[23] 陳荔彤,國際刑法普遍性管轄的回顧與前瞻:普林斯頓原則,檢察新論,第11期,頁115-117。

[24]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92年自字第9號判決。

[25] 請參照本書之「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犯罪之司法管轄權問題」,頁195以下。

[26] ECHR 1581 (2008). 關此議題,另請參:涂偉俊,建構刑事 DNA 資料庫之合理界限,法學新論,第35期,2012年4月,頁157-182。

[27] ECHR, W. v. the Netherlands, 2009, Application no.20689/08.

[28] 553 U.S. 723 (2008).

[29]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5-3」,頁103以下。

[30] 542 U.S. 466 (2004).

[31] 法條原文:“No court, justice, or judge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hear or consider an application for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filed by or on behalf of an alien deta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s been determ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been properly detained as an enemy combatant or is awaiting such determination.”

[32] 542 U.S. 466 (2004).

[33] 原文如下:“…were not ‘an adequate and effective substitute for habeas corpus.”

[34] 2008年11月20日,依據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華府地方法院法官重新審判Boumediene的人身保護令聲請案,最後因證據不足而命令美國政府釋放Boumediene,同時鼓勵司法部不要上訴,因為Boumediene已經被拘禁了7年。2009年,Boumediene終於被送至法國與家人重聚郭雪真,同註121,頁31-32。

[35]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9年度重訴字第11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上訴字第210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1563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1年上更(一)字第34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5093號刑事判決

[36] 王皇玉,文化衝突與臺灣原住民犯罪困境之探討,台大法學論叢,36卷3期,2007年,頁286-287。

[37]王皇玉,原住民持有槍械問題之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5卷1期,2012年3月,頁7-8。

[38]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3280號判決。本案判決定讞後,檢察總長提起上訴。除有關「自製獵槍」之爭點外,另有涉及《野生動物保育法》未經許可,或因傳統文化、祭儀需要而狩獵之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