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四、外國人的公民權保障

專題四、外國人的公民權保障

傳統憲法學的人權三分法中,經濟權被歸類為公民權之範疇,惟據公民身分者(即有一國國籍之成年人),方享有之。在全球化的世界下,各國密切的往來使得此區分方式受到挑戰,但其實早在20世紀中葉以降,已有判決出現,質疑此一分類方式。

一、社會福利津貼補助

案例4-1:Graham v. Richardson(1971)[1]
  • 案例事實

外國人Richardson自1956年起一直住在亞利桑那州(Arizona),但該州州法規定,外國人須居住滿15年始得適用貧窮人士援助計畫(Assistance Program to Disabled Persons)[2]。Richardson未符合該居住期間要件,於是主張該規定違反平等保護條項和移動的權利,向法院提起訴訟。

  • 重要爭點
  • 得否以外國居民或本國人的身分,作為區別獲取生活補助金的標準?
  • 得否以「特殊公共利益」作為不許外國人取得生活補助金的理由?
  • 判決結果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根據《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4條平等保護條款,支持外國居民對這些州法令的挑戰,認為應給予外國人適當的生活津貼。

  • 判決理由

法院認為,以外國人的身分做為法律地位的分類基礎,如同以國籍或種族為分類,必須通過嚴格的司法審查(close judicial scrutiny)。本案中之計劃,依據憲法上的平等保護條款,仍應給予外國人適當的生活補助。

1915年,紐約法院的「People v. Crane案[3]」中,大法官Cardozo即認為基於「特別公共利益」之理由,排除外國人取得生活補助金,係為促進州之進步,並有利於該州的成員,也許這種決定會是不智且不慷慨的,但並不因此違法。州決定以其財產為福利支出時,當然會顧及自己公民的福利,而非外來人的福利。這是一種依身分差別的特權(privilege)而非權利(right)。在對抗貧窮的目標下,州並不需要貢獻平等的資源給外國居民。

然本案中,聯邦最高法院不同意上述先例,認為「特別公共利益」並不足以為亞歷桑那州與賓州的辯護,理由有二:第一,法院否定特別公共利益說將權利與特權都建立在「公民身分」上的說法,法院認為是否為憲法上權利與政府福利為特權還是權利無關;第二,法院在「Shapiro v. Thompson案[4]」中,承認一州有正當的權力決定財政規劃,無論是要給付福利或是公立教育等,但外國居民和公民都應被當做「人」(person)受平等保護條款的保障,故州不能於財政規劃中做不公平的區別,節省福利成本並不能正當化不公平的分類。事實上,外國居民也有可能像公民一樣繳稅,甚至會被徵召入伍;其既對該州的經濟成長有所貢獻,則公共利益說基於稅收的基礎即不存在。據此,州法拒絕居住其內之外國人獲得社會福利,或規定須居住一定時間方可獲得補助,均違背平等保護條款。

除此之外,在本案中,尚有另一點理由使亞利桑那州不能對外國居民有差別待遇:因其牴觸聯邦政府的權力。在「Takahashi v. Fish & Game Comm’n案[5]」中,聯邦政府有廣大的制憲權,能決定在美國外國居民是否被限制、期間如何計算等等。而國會也因此規定貧困或需社會救濟之人,可被排除入境或是居住5年期間內,方變得貧困須受救濟者,也可被驅逐出境,視其持有債券及存摺決定。但是對於在他們進入美國後才變得貧困的人,國會並沒有制定任何限制,甚至制定所有在美國司法體系中的人都應擁有相同權利的法律[6]。故州法在福利的給付上僅因其身分而限制外國居民的權利,牴觸了聯邦政府,而為憲法所不允許。

  • 延伸思考
  • (一) 我國有無排除外國人領取社會福利的相關規定?又,「外國人」與「本國人」宜否為不同對待?
  • (二) 依我國現行制度,生活扶助標準之訂定,係由各地方縣市政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之統計資料定之,故金額有異。同一國之不同縣市籍居民間,宜否存在差別待遇?
  • (三) 你如何理解「公民身分」(citizenship)一詞,是否須以「國籍」為要件?我國學者廖元豪教授提出「實質國民理論」,其認為國家機關固可拒絕外人入境,但一旦許其入境,在中華民國境內,原則上就應該受到與本國國民相同之規範,負擔義務並享受憲法與法律上的權利;是以無論是藍領外籍勞工、外籍配偶,其他外籍工作者,一旦進入我國國境,就與我國國民及整體環境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們在國籍上雖然屬於外人,但在某種程度上仍屬於這個共同體的成員,可稱為「實質國民」,也應該在最大限度內享有憲法的保護,而不應動輒被排拒壓迫[7]。你可以接受「實質國民理論」嗎?
案例4-2:Mathews v. Diaz(1976)[8]

從前述「Graham v. Richardson案」中可知,法院根據《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4條平等保護條款以支持外國居民挑戰這些州法令,認為應給予外國人適當的生活津貼。然而,當同樣的平等保護條款與《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正當法律程序適用於聯邦政府時,它的影響和造成的結果明顯較為限縮。亦即正當法律程序同時保護外國人和公民,但是這並不等同於說明「所有外國人在法律上可以享受與公民一樣的待遇」。

國會的確通過了區別對待外國人與公民的法案,並不代表這樣的區別對待是必然「不公平」的。但究竟誰能與公民共享福利津貼呢?考量的因素又為何?我們可以從本案了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此議題的看法。

  • 案例事實

Diaz和其他上訴人,申請登記美國聯邦醫療體系的附加醫療保險計畫而被拒絕,只因不符合該計畫中針對外國人創設的補助資格。聯邦政府要求外國人在申請登記該計畫前,必須已經獲得合法的長期居留權,並且在美國持續居住超過5年以上,且以該保險計劃作為支付醫療服務的主要費用,才符合登記資格。Diaz和其他上訴人於本案中質疑相關規定的合憲性。

  • 重要爭點

國會或聯邦政府是否可區分外國人得到醫療福利之資格?

  • 判決結果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撤銷地院原判決,認為聯邦政府該項法令合憲。
  • 判決理由

美國公民或外國人雖皆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正當程序原則的保障,但不表示「全部外國人都有權利享有公民權帶來的所有好處」,亦即國會無憲法上之義務提供外國人等同於本國公民的福利。國會若立法將人民根據某些條件加以區分,決定其能否享有某些公民福利,並非不經正當程序剝奪人民的自由與財產。

當然,對於非公民者是否享有特定福利的區分標準,仍必須通過目的正當、手段合理及比例原則等檢驗。然而,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如何對待外國人牽涉到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為因應變化快速的國際經濟與政治情勢,此問題最好留給政府的立法與行政部門決定。因此司法在審查對此相關問題所為的立法與行政作為時,應盡量節制,避免限制政府政策的彈性。

在嚴守司法權的界線下,法院認為本案的兩項限制都屬合理。首先,法令不可能規定外國人只要合法入境,而不須一定居留期間,即可取得該保險資格,否則任何入境的觀光客都可要求加入此項保險。其次,5年的居留期限制是否逾越必要程度,並是否為確保該保險財務健全所必要,應為立法者之權限。此一劃分並非區分個人某種特質之有無,而是程度上之區分,也就是區分外國人較接近公民或較不接近公民的程度,因此必然有恣意之成份,然仍是不得不為的政策考量,屬於立法權的範圍內,司法不宜貿然以其判斷加以取代。

  • 延伸思考

「Hampton v. Mow Sun Wong案[9]」中,Steven法官總結法院的意見認為:美國的聯邦公務員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對於外國人(包括取得合法居留權的外國人)所設之就職障礙違反正當程序(due process),因為這些限制並沒有基於一個合理的理由。你認為聯邦政府採取區別待遇的政策可以完全不受節制嗎?

案例4-3:魏曉安 v. 勞工保險局(釋字第560號解釋,2003)

本案之釋憲聲請書提到國際法上普遍接受之「國民待遇原則」,主張平等保護之對象應擴及外國人,認為否定外國人得享受憲法上之平等保障觀點,至少有四個難以接受的理論缺陷:第一、認定憲法基本權主體時僅以「國籍」作為標準;第二、非本國人民得否享有參政權將無須討論;第三、易陷入「善盡納稅、服兵役等義務時,始給予人權保障」之前提的錯誤;第四、「主權重於人權」的思考,嚴重弱化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與促進人權提升之功能。

就此而論,大法官就有關外國籍勞工人權保障的憲法問題,不但未與世推移,更在行政、立法機關早已揚棄過往背於國際人權保障趨勢、歧視外國籍勞工規定的情形下,仍支持(舊)《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限制與本國勞工一樣在台納稅、繳納相同勞保保費之外國籍勞工請領「眷屬喪補助費」規定的合憲性,且無一位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令人無法理解[10]

  • 案例事實

德國籍人士魏曉安(Annette Wiedenbach)受僱於臺灣拜耳遠東聚優公司。依據(舊)《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3項規定,魏曉安有參加國內勞工保險之義務,並由雇主申報參加勞工保險。魏母(Elisabeth Wiedenbach)在1998年1月25日於德國死亡,魏曉安遂於同年4月1日依《勞工保險條例》62條向勞保局申請眷屬死亡喪葬津貼,勞保局以魏曉安之母於德國死亡係勞保條例實施區域外所發生之事故,故不予給付[11]

魏曉安不服,依規定向勞保監理委員會申請審議,並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出訴願、再訴願及提起行政訴訟均遭駁回[12],魏曉安於是主張《就服法》第43條第5項之規定:「雇主聘僱之外國人,其眷屬在勞工保險條例實施區域外,罹患傷病、生育或死亡時,不得請領各該事故之保險給付。[13]」違反《憲法》第7條及第15條之意旨,於2001年3月30日聲請釋憲。

  • 重要爭點
  • 外國人得否作為我國《憲法》基本權主體?是否因權利性質不同而應有所區分?
  • 《就服法》第43條第5項規定有無違反《憲法》第23條的比例原則、國際法(國際公約)而侵害外國人的平等權、工作權、生存權或財產權?
  • 解釋結果

《就服法》第43條第5項對外國受僱人領喪葬津貼之限制規定合憲。

  • 解釋理由

魏曉安於釋憲聲請書中,首先從大法官過去之憲法解釋與論理,並參照國際法,均得出「不得單以國籍作為差別待遇」的原則,主張外籍人士亦應為憲法基本權之保障主體,因國籍乃後天所取得,若否定外國人受我國《憲法》基本人權保障之適格性,則係「具有理論上的重大瑕疵」。從而進一步申論《就服法》第43條5項之規定侵害魏曉安之平等權、工作權、生存權及財產權,並認該條文違反憲法23條之比例原則,應屬違憲。

大法官則認為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規定之意旨,給付被保險人喪葬津貼之目的,係「藉以減輕勞工家庭負擔,維護其生活安定」,並「兼具社會扶助之性質」,因此「立法機關得視發生保險事故者是否屬社會安全制度所保障,而本於前揭意旨形成此項給付之必要照顧範圍」。亦即本案之喪葬津貼給付範圍屬立法裁量,況且身居國外的眷屬未與受聘僱外國人共同生活,「立法機關為撙節保險基金之支出」,得依「其生活上之經濟依賴程度不同」而調整給付範圍,並非歧視。

  • 延伸思考
  • (一) 《就服法》第43條第5項之規定,僅以國籍為判斷準據,對於依據《勞工保險條例》參加勞工保險,依法繳交勞保費,並依法繳納所得稅等稅捐,與中華民國國民履行相同義務之外國人,竟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限制其請領保險給付之權利,是否為無正當理由而為差別待遇,而對於聲請人《憲法》第7條之平等權及第15條所保障之財產權造成侵害?
  • (二) 一般認為選舉權是公民權(必為國民)的一種,只有具備該國國籍的公民始得行使,然而美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即便憲法未明文規定,都早已有著「外國人地方層級投票權」的經驗。若將國民權、參政權與國籍脫鉤,容許地方上的外籍人士,在符合一定的條件後,參與地方性投票,你贊成這種制度嗎?應否開放在我國的外籍勞工,也有參與地方性選舉的可能?

二、服公職權

關於外國人在公共行政領域中的就業限制,在美國曾引起頗多爭議與討論,例如外國人是否可擔任律師與公立學校教師。早期的法院見解皆從政治的角度來否決外國人的權利,認為律師非常接近政治程序的核心,而公立學校教師在履行政府對其選區最基本的義務,故皆應排除外國人任職的機會。

然而,這些理由不免牽強,因此Justice Blackmum於下述「Cabell v. Chavez-Salid案」中即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應以是否有能力擔任該項職業來做判斷,不應以是否具有公民的身分來做判斷。各州若將身分因素全部排除,不會影響其擇才的決策品質。

目前美國在此部分的就業限制已逐步放寬,例如197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Application of Griffiths案[14]」中,以平等保護條款為基礎否定康乃提克州不准外國人擔任律師執業的規定;另外1984年「Bernal v. Fainter案[15]」,則認為德州政府限制公證人(notaries)必須具美國公民資格的規定為無效。

案例4-4:Cabell v. Chavez-Salido(1982)[16]
  • 案例事實

兩位非美國公民申請參與洛杉磯的公職考試,應徵助理保釋官(Deputy Probation Officer[17])。兩位當事人雖非公民,卻已取得於美國的永久居留權,然依加州法律之規定,非公民不得從事治安官員,加州政府拒絕該二位應徵助理保釋官。原告以該法律違憲提起訴訟。

  • 重要爭點

政府可否以「公民」身份之有無,剝奪已取得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之服公職之權利?此作為是否違反平等原則?

  • 判決結果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的比數,判決認為加州政府要求具有公民身分始可出任保釋官的規定,是有效且必須的。

  • 判決理由

法院認為,本規範不需要受到嚴格審查(strict scrutiny)。因為就系爭助理保釋官之職務而言,不僅涉及代議政府的核心,且亦擁有國家主權所賦予的強制力,實屬國家主權之化身(political/governmental function),是以係爭法律並不違憲,也並非對非公民的外國人構成歧視。且助理保釋官之功能,影響緩刑犯被限制接近其他公民的程度,為國家主權對此緩刑犯權利之核心作用,加州政府要求具有公民身分始可出任保釋官的規定是有效且必須的,原告並無理由。

惟Blackmun大法官在不同意見書中認為,此等限制仍應置諸憲法平等原則保護條款下檢驗,加州法律對治安官員的用語過於籠統,欠缺實行差別待遇的正當理由或在手段選擇上的必要性,而認為有違憲之虞。

案例4-5:特殊國民-已歸化的大陸地區人民:謝紅梅 v. 臺北市政府(釋字618號,2006)

我國法令不僅是限制外人在我國之服公職權,對於已完成歸化的大陸地區人民(已具備我國國民地位的大陸地區人民)欲擔任公職者,除須通過考試外,至今尚依《兩岸條例》第21條,被要求得等待10年始得獲取任用資格,等於是以個人所未能加以改變的「出生背景」阻礙其憲法服公職權的實現,無異將「歸化國民」劃分為特殊國民,對之為差別待遇。

按憲法理論檢視之,如此手段應以重大且急迫之公益為由始得以正當化,然而大法官在本案的審查基準似較為寬鬆。

  • 案例事實

原告謝紅梅原為大陸地區人民,1991年間與臺灣地區人民結婚,5年後獲准來台居留,隨後定居並順利設籍。嗣於2001年應初等考試筆試及格,並於實務訓練期滿後獲發考試及格證書,取得任用資格。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於2002年間,依據《兩岸條例》第21條第1項前段,以其原為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設籍未滿10年,不得擔任軍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人員為由,拒絕辦理派代送審作業並令其離職。原告訴願被駁回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法院以上開條文之適用有違憲疑義,聲請憲法解釋[18]

  • 重要爭點
  • (一) 按《兩岸條例》第21條第1項前段,已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大陸地區人士必須再經過10年始得擔任公職,相當於以「原國籍地」對我國國民作出差別待遇,這樣的規定是否構成歧視「歸化國民」,及過度限制其服公職權,而抵觸《憲法》第7、15、18條?
  • (二) 此外,不問其所欲擔任公職的職務屬性及所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性,均以10年為期,此立法技術有無檢討餘地?
  • 解釋結果

本條規定「合憲」。

  • 解釋理由

大法官首先再次重申,平等權是指「實質上之平等」,然而「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以符合比例原則之限制。

兩岸關係關係事務因「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因素」,除非「具有明顯之重大瑕疵」,大法官原則上尊重「代表多元民意及掌握充分資訊」之立法者的決定。

考量公務員的特殊性,除了對國家之「忠誠義務」,且職務「涉及國家之公權力」,在「兩岸目前仍處於分治與對立之狀態,且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體制具有重大之本質差異」的現狀下,《兩岸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若「設籍臺灣地區未滿10年者」,無擔任公務員之資格,其立法目的「合理正當」,亦無違反《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平等權。

其次,考量兩岸「對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認識」互有落差以及公務員對國家之「忠誠義務」,大法官認為以「10年」做為 「融入臺灣社會需經過適應期間」,並為「普遍獲得人民對其所行使公權力之信賴」,也「需有長時間之培養」。因此「10年」之期間限制,基於尊重立法機關之意旨,大法官認為手段「仍在必要及合理之範圍內」,尚未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三、商業活動及投資限制

美國聯邦政府可能針對經濟或商業活動的種類,對外國人經濟活動進行控制,例如只有美國國民才能登記擁有美國的船隻,而這會牽連到內陸航行與載貨運輸方面的權利,其他諸如對航空業、廣播及電視業、國防合約商、土地及礦場、捕魚、銀行等諸多行業,美國亦有限制。

從這些聯邦政府所作出的限制與之前討論的案例合併觀察,可以發現,雖然《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4條中有關平等保護條款的規定,也廣泛地作用在各「州」的差別待遇法令中,但卻不代表能強烈約制「聯邦政府」訂定對外國人採取差別待遇的規定。

美國政府對某些外國投資,亦可介入或限制,而這些介入與整個國家發展的歷史有關。

美國立國之初,外國投資是相當重要的,美國憲法起草人之一-Alexander Hamilton即讚揚外國資本對一個新興國家而言是提供成長的重要資源。1960年代,美元貶值,歐洲與日本開始復興繁榮。外國企業認真思考對美國之投資,美國相應地採取了許多吸引外資的措施,諸如租稅的減免、降低外國人持有美國證券的登記門檻等。1970年代,外國直接投資,意指外國人對美國國內企業持股超過25%以上,益顯重要。

但是,當本國企業感受到外國資本的威脅時,就影響若干政策的形成。不僅有1978年《外國人農業投資揭露法》(The Agricultural Foreign Investment Disclosure Act),要求外國人必須公布其對美國農業用地的持有狀況;並有1976年《國際投資調查法》(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urvey Act)要求行政部門定期對外國在美之投資進行完整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公布。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勞工部長與經濟首席顧問,甚至曾針對是否對外國投資採取差別待遇的政策進行辯論。

目前在聯邦的證券、稅務、反托拉斯等法規,仍要求外國人必須揭露投資狀況。1934年的《證券法》(Securities Act)要求當一個外國人或集團取得5%以上的本國公司股票證券時,即有義務揭露其股份、投資者身分、掌握股份的規模與性質以及是否意圖影響公司的經營控制。

此外,在安隆案(Enron)爆發後,美國通過了更加嚴格的《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規定公司的執行總裁須對財務報告負責,且要求公司公開更多資訊,違反者處罰加重[19]。在1976年的《反托拉斯改善法》(Hart-Scott-Ra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要求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特別注意超過1500萬美元或一定規模的股權移轉。而在《境內地區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要求超過50%的外國控股公司必須報告公司的相關機密資訊、名稱、公司性質、國籍等。

除了規定揭露的義務,美國更賦予總統調查外國公司之權限,在《綜合貿易與競爭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1988)中,有一項被稱為「Exon-Florio 修正案」,賦予總統調查公司的合併案,並且有權對於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國公司購併案予以擱置或禁止。實際的案例在1990年2月,老布希總統依據「Exon-Florio 修正案」中賦予總統的權力,以國家安全為由,首度廢棄了美國飛機生產公司將部分股份轉讓給與相關中國大陸政府軍方之代理商的投資交易[20]

由以上可知美國商業活動及投資限制與歷史進展、政治息息相關,我們似可從中汲取經驗,回饋到我國的經濟管制上。

四、國家賠償及刑事補償權利

我國在外國人權利保障制度的設計上,往往以「我國國民於該外國可享有同等權利」,即「互惠原則」作為要件,唯有我國國民於該外國可享有同等權利,我國方給予相同權利。如此制度設計亦表現在外國人請求國家賠償及《刑事補償法》制度上。

惟在我國主張人權立國的時代,以「互惠原則」作為權利給予之前提是否妥適?當外國人於因我國家行為遭受人身、生命、身體上的重大侵害時,僅因其所屬國法規缺乏互惠條款設計,便否認其得受賠償或補償的權利,如此見解是否抵觸我國《憲法》第7、24條之意旨,值得深思。

故在積極提倡人權保障後,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已於2011年刪除第33條互惠之相關規定[21]。2014年行政院所提出之《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已刪除現行第15條[22]之互惠規定,立法理由指出「此互惠原則之相關規定,與現代人權保障與平等原則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精神未盡相符」,從而「基於人權立國理念、實踐人道主義,並落實國際人權兩公約,以確保在我國主權所及領域範圍內任何權利被侵害之人受到合理及平等之對待」,從而擬刪除互惠條款,筆者衷心期待草案能盡速通過,以接軌國際人權保障的潮流。

  2016年,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訴字第1348號判決認為《二二八事件及賠償處理條例》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故不是用其15條規定之互惠原則;再者,依第15條規定,外國人為被害人者,如依條約、或該外國人之本國

法令或慣例,我國人在該國得享有與其國人同等權利者,該外國人即得適用我國國家賠償法請求國家賠償。其並不以該外國法院曾作成准許我國人請求賠償之判決為要件,故以原告所屬之日本國並無肯認我國國民得向該國政府求償之判決先例為由,認為原告之申請案不適用平等互惠原則,已不符合本條規定之意旨,故而撤銷二二八基金會針對日籍受難者不予賠償之處分,認為應核發600萬賠償金。此一判決結果在法律解釋上限縮了互惠原則之適用,應為正確,在修法刪除互惠原則以前,為值得肯定之解釋方向。

案例4-6:春日輪案的延伸:印度舵工Tandel聲請冤獄賠償(2003)[23]

在「Hilton v. Guyot案[24]」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富勒(Melville Weston Fuller, 1833-1910)在不同意見中認為互惠制度是一種報復,而本案中(舊)《冤獄賠償法》第25條(本法於2011年7月6日修法,更名為《刑事補償法》,對應條次為第36條)亦是一種立法的報復,而諸如此類的制度設計,應為「政治」、「政府」的事,而非司法體系所要解決的問題。

本案涉及冤獄,屬於對人身自由不當之限制,且本案之當事人為外國人,可預期精神上的痛苦與緊張可能較承受冤獄之本國國民更嚴重。因此若以「互惠」為由限制其受償的權利,實與以權利補償為目的之冤獄賠償法有所扞格。

此外,諸如《刑事補償法》第36條等,以「互惠」為前提要求對外國人的權利進行限制之規定,是否違反我國《憲法》第7條之平等權之保障,尚有疑義,亦與我國亟欲彰顯人權立國的潮流不符。

  • 案例事實

聲請人印度籍Tandel在懸掛巴拿馬船旗之貨櫃輪「春日輪」上擔任舵工,由於該船涉嫌撞沈「日東六號」漁船,Tandel在1996年2月7日被拘捕並接受偵訊,然而檢方明知其於認定之撞船時間並未當值輪班,卻仍於翌日(即2月8日)羈押Tandel於臺灣基隆看守所,至同年4月20日被交保開釋,期間總計74天。Tandel在法院做成無罪判決並確定後,向基隆地方法院依《冤獄賠償法》請求冤獄賠償。

 

  • 重要爭點

Tandel是否得依照我國《冤獄賠償法》第25條之「互惠原則」規定受償?亦即,Tandel之母國-印度是否允許我國人民對其請求刑事補償?

  • 判決結果

基隆地方法院認為,印度雖無《冤獄賠償法》,但有類似之制度設計,故符合互惠之規定,Tandel可獲得冤獄賠償。

  • 判決理由

印度國內雖無冤獄賠償法,然依印度民法及侵權行為法,人民得以在民事法院提起侵權行為之訴,而訴訟相對人得為州或中央政府,且印度最高法院認為州或中央政府對於公務員之行為有代償責任,意即承認州或中央政府得作為賠償義務人。

此外,印度最高法院亦由《印度憲法》第14、20條保障平等原則、人身自由不得被任意剝奪之原則中[25],作出一系列關於錯誤逮捕者、非法拘禁者、或冤枉坐監者,均應得到補償之判決,而最高法院之判決於全國皆有拘束力,在印度被視為法律。因此,印度雖無冤獄賠償之立法設計,但仍有相似之制度存在,且本制度可適用於「任何印度境內之人」,亦即我國人民於印度遭逢冤獄時可獲得賠償,故Tandel得依《冤獄賠償法》第25條之規定向我國請求賠償。

  • 延伸思考
  • 本案於審理過程當中曾經發函請外交部調查印度國之法律中是否有冤獄賠償之相關規定,然若外交部輾轉詢問後之回函卻十分簡要地交代:「印度無《冤獄賠償法》等情」試想如果你是作成此決定的外交部法務,你的心態為何?你會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 如果本案中,印度之立法並無冤獄賠償之制度設計,且亦無法由印度國內任何之法律、原則中推導出冤獄賠償之制度,如果你是承審法官,會如何審理?如果你是Tandel的律師,你會如何為主張?倘若經我國簽署的國際多邊公約中,對此權利設有保障條款,得否作為本案的請求權基礎或充作外國互惠條款?[26]
  • 互惠雖作為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要件之一,但長期適用後,已面臨不少批判,多有呼籲刪除。同樣的道理,是否也適用在外國人取得國家賠償或冤獄賠償權利的情形當中?

[1] 403 U.S. 365 (1971).

[2] 該計畫由部分的聯邦補助金所支援,由該州根據聯邦準則來支配。

[3] 214 N.Y. 154 (1915).

[4] 394 U.S. 618 (1969).

[5] 334 U.S. 410 (1948).

[6] 42 U.S. Code § 1981 – Equal rights under the law.

[7] 廖元豪,「海納百川」或「非我族類」的國家圖像?,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初版,2004年5月,頁291。

[8] 426 U.S. 67 (1976).

[9] 426 U.S. 88 (1976).

[10] 陳長文、劉定基,進步立法 退步解釋,中國時報,2003年7月15日。

[11] 87保簡字第52026406號處分。

[12] 勞委會台87勞訴字第043348號訴願決定、行政院88年台88訴字第22548號決定、最高行政法院89年判字3233號判決。

[13] 本案系爭之《就業服務法》第43條,於91年1月21日修正公佈後(釋字第560號作成前)已改列第46條,並刪除第5項之規定,其立法理由為:「有關受聘僱外國人之眷屬得否請領保險給付,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已有規定,現行第五項予以刪除」。因此目前外國勞工之眷屬若居於外國,該外國勞工仍可依《勞工保險條例》62條規定請領保險給付。

[14] 413 U.S. 717 (1973).

[15] 467 U.S. 216 (1984), at 447-463 (Blackmun, J., dissenting).

[16] 454 U.S. 432 (1982).

[17] 監督緩刑犯的官員,在加州的法律下,其責任如同保釋官,兩者皆為「治安官」(peace officers)。See, Cabell v. Chavez-Salido,FN2,at 434(1982).

[1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訴字第2864號裁定。

[19] 引自黃紹彥、盧正宗、林琦珍、林麗琦,會計師簽發繼續經營疑慮審計意見對財務報表公告時間落差之影響,當代會計,第11卷第1期,2010年5月,頁94。

[20] See, STEINER ET AL., TRANSNATIONAL LEGAL PROBLEMS: MATERIALS AND TEXT, 70-74, (4th, 1994).

[21] 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3條:「本法於外國人為被害人時,應本互惠原則適用之。」

[22] 《國家賠償法第》15條:「本法於外國人為被害人時,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或慣例,中華民國人得在該國與該國人享受同等權利者為限,適用之。」

[23]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87年度賠字第3號決定書、臺灣基隆地方法院92年度賠更(一)字第2號決定書。

[24]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11-4」,頁166以下。

[25] 印度憲法第14條:「The State shall not deny to any person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or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India.」;第20條第1項「No person shall be convicted of any offence except for violation of a law in force at the time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Act charged as an offence, nor be subjected to a penalty greater than that which might have been inflicted under the law in force at the time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26] 詳可參見,司法院冤獄賠償法庭100年度台覆字第66號覆審決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