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超國界憲法與行政法問題

壹、超國界憲法與行政法問題

我們該如何界定一個人的「身分」?個人與其社會(大至國家,中至社群,小至其出生家庭)如何相互連結?

談到個人與政治社會的連結,通常會以「個人」與「國家」間的關係作為開端,以往各國法律將「國籍」(nationality)視作一個重要連繫因素,來決定當事人與哪一個國家發生權利義務關係。從歷史發展上來看,由國籍所確立之基礎身分關係通常被作為個人所被賦予權利的起點,並再區分「國民」及「公民」。現代國家之公民身分雖多以年齡作為唯一條件,但再過去以性別、財產、種族為條件者,亦非少見。至今,跨越國籍的普世人權意識抬頭,國民權與人權的區分也備受挑戰。

認定個人國籍的方式包括「屬地主義」和「屬人主義」:屬人主義係以血統作為取得國籍的憑藉,新生兒的國籍將與其父母(主要是與父親,除非是未婚生育才會與母親)保持一致,不考慮出生地之關係。因此,只要其父母一方為該國人,子女便獲得父母一方或兩方的國籍。我國《國籍法》即以屬人主義,其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屬地主義,則是以人民與國家領土之間的聯繫關係,作為取得國籍的憑藉。新生兒的國籍將按其出生地來判斷,無須考慮其政治上是否向該國效忠或其父母的相應情況。是故,不論父母之國籍為何,只要出生在該國領地,即自動獲得該國國籍,例如《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4條規定:「凡出生或歸化於美國並受其管轄之人,皆為美國及其所居之州之公民」,即以屬地主義為主。各國在國籍取得的立法模式上,通常兩者兼具,以一主一輔方式交互為用,鮮少有僅採取屬人主義或屬地主義者。又通常人口數較多的國家,因無移民進入需要,傾向以屬人主義為主,兼以認定海外僑民;相反地,人口數較少的國家,為吸引移民進入,傾向以屬地主義為主,以迅速提升國力。

事實上,個人與國家發生關係的連結點是多樣的,除了國籍以外,也包括了住所(domicile)與居所(residence)。

在觀念上,我們通常認為國籍包含了住所與居所,一個人的國籍應該與其住所國或居所國相同。但現實生活中,卻可能發生當事人無國籍(國籍的消極衝突)或具備兩個以上國籍(國籍的積極衝突)之情形。因此,認定當事人與哪一個國家(或政治社會)具有真正的連繫關係,經常是法律爭論焦點,這時住所或居所就成為輔助的判斷標準。

不止是自然,法人亦有國籍認定問題。法人為依特定國家法律所擬制的人,除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與能力外,與自然人在法律上享有相同的權利和能力。法人又可分為營利性與非營利性,與政治社會的連繫因素包括國籍、法人的設立地、主事務所所在地、營業地、股東與董事的所屬國家、住所等。各國法律多將個人與居住地的概念適用於公司。有時,對國家安全有所顧慮的領域裡,法人的國籍往往被清楚地界定在法規中,以防堵外國勢力對該企業體的控制。

圖:自然人/法人與政治社會的連繫因素之整理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既然個人與政治社會的連結,有國籍所在、戶籍所在,甚至還有住所、居所、行為地、營業地、股東與董事所屬國可供實質認定,在法律思考上,將個人取得「公民身分」(citizenship)拘泥於「國籍」(甚或「戶籍」),這樣的預設應否「鬆綁」,是否可用住所、居所來取代?再者,如果一個人沒有了國籍,會不會等同失其身分地位?此問題涉及到法律制度究竟是為個人而設,還是用來限制個人身分的取得?人的地位形成在法律以前,還是透過法律才擁有人之身分地位?在進入以下案例前,不妨先自忖,我們是因為具有「國籍」,才接著擁有國民權、公民權,或人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