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七、國際民事裁判管轄權

專題七、國際民事裁判管轄權

據亞洲華爾街日報於1999年3月23日之報導[1],1999年1月玻利維亞政府在德州加爾維斯頓(Galveston, Texas)的法院控告煙草業者Philip Morris公司,請求其賠償玻利維亞政府因治療吸煙相關疾病之國民醫療支出,但遭到該聯邦地方法院法官Samuel B. Kent駁回。法院認為,玻利維亞並不在德州,而是個距離本法院半個地球遠的國家,德州境內亦甚少玻利維亞人民,其無法理解為何玻利維亞政府要在美國德州的布拉佐里亞縣(Brazoria County)起訴。相較於此,華盛頓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是個較適合的審判地,縱然玻利維亞亦不位於首都華盛頓,但華盛頓特區的法院比起本地單一法官之小法庭更適合負擔該跨區域性訴訟案件之責任。

茲結論報導原文如下:

Not Only That, but Most Texans Don’t Speak a Word of Bolivian.

Suein L. Hwang

……But Bolivia made a misstep in Texas, according to a ruling earlier this month by Federal District Judge Samuel B. Kent, who concluded that its lawsuit should be moved to Washington, D.C. Excerpts:

The Court can hardly imagine why the Republic of Bolivia elected to file suit in the veritable hinterlands of Brazoria County, Texas. The court seriously doubts whether Brazoria County has ever seen a live Bolivian … even on the Discovery Channel. This humble Court by the sea is certainly flattered by what must be the world-wide renown of rural Texas courts for dispensing justice with unparalleled fairness and alacrity, apparently in common discussion even on the mountain peaks of Bolivia! There isn’t even a Bolivian restaurant anywhere near here! Thus, it is readily apparent, even from an outdated globe such as that possessed by this Court, that Bolivia, a hemisphere away, ain’t in south-central Texas, and that, at the very least,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s a more appropriate venue(though Bolivia isn’t located there either).

Referring to the federal court in Washington, Judge Kent wrote “Such a bench, well-populated with genuinely renowned intellects, can certainly better bear and share the burden of multidistrict litigation than this single-judge division, where the judge moves his lips when he read.”

看完這篇報導,讀者會心一笑之餘,是否體會到本書所不斷強調的-建構超國界法律思維-的重要性?國際民事裁判管轄權是將世界視為全體人類共同生活之社會,視領土範圍為各國法院分擔審判工作的管轄區域。從而就涉外民事訴訟事件,依一定連結關係,決定各國間法院管轄權問題,此即所謂國際管轄的概念。其與國內裁判管轄權究竟應由國內之何種或何地法院管轄,兩者屬不同層次之問題。前者以國際社會為出發點討論何國有管轄權,後者則是在國際管轄權確定後始發生。

決定國際裁判管轄權應以適當、公平、迅速、經濟為原則。然而,由於尚無統一的國際民事訴訟法,目前各國對於國際管轄權有無之決定標準,主要有三種態度:一、以國家主義之保護態度為原則,亦即定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與定國內事件的內國管轄標準完全相同;二、依據國際法對人主權及領土主權之原則決定有無國際管轄權。故本國籍人民即使在外國,本國對之亦有管轄權,其以國籍作為決定標準,復依領土主權原則,在一國領土內發生之任何涉外事件,不分本國人抑或外國人之事件,該國亦有國際管轄權;三、採國際主義之立場,兼顧涉案當事人間之公平與法院審判之便利,來分配各國間之國際管轄[2]

整體而言,較諸從國家主權角度出發決定管轄分配的概念,在後述許多案例中,美國法院所表現的管轄分配標準更具彈性,法院不從唯我獨尊的角度出發,一概地排斥外國法院的管轄權,而是綜合對原告、被告以及對法庭三方而言的損益分析,以求取最適當的管轄分配。其在決定國際裁判管轄權時約有下列幾項積極考量因素,包含合意管轄、生活與經濟活動的根據地、證據方法集中地、判決之實效性、國籍、事業活動地、預測可能性、法院所屬國與該事件密切關連,以及弱勢者與被害者之保護,以上皆值得我國法院參考。

另外,「民事及商事事件管轄權與外國判決效力之公約準備草案[3]」(Preliminary Draft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簡稱海牙管轄權公約準備草案〈1999〉)第18條第2項則補充,不得單獨以下列原因考量管轄權:一、被告所有之財產在該締約國之領域內存在或被扣押,但如係爭案件與該財產有直接關係者則不在此限。二、原告或被告之國籍。三、原告或被告在該國領域內有住所、經常居所、居所或為停留。四、在該國領域內被告之有商業活動或其他活動,但係爭案件與該活動有直接關係者則不在此限。四、在該國領域內對被告為通知令狀之送達。五、原告單方所指定之法院。六、在該國之裁判之執行宣告、登記,或請求執行該裁判之程序,但如該係爭案件與該程序有直接關係者則不在此限。七、產生訟爭之契約在該國簽訂。其理由乃在於上述原因均為「偶然因素」,如僅單獨以此決定管轄權未必與便利、經濟、效率、公平之基本原則相符。

此外,管轄原則中尚有包含專屬管轄及合意管轄。專屬管轄係指就某一案件,只有特定法院擁有管轄權,亦即排他管轄;其係基於系爭案件之特性及公益考量,由某一具有特定關聯之法院管轄較為適當。合意管轄則是指當事人藉由合意,變更法定管轄,而使本無管轄權之法院變為有管轄權之情形[4]

美國紐約州有關合意管轄之規定僅設兩個條件,即:「若某一契約或協議中依照該州之選法規定選擇紐約州法律為準據法時,只要(1)該契約、協議或約定所生或與其相關之義務及其附隨義務之金額總和不低於一百萬美元;以及 (2)其契約或協議中有條款敘明某外國公司或非當地居民同意接受紐約州法院管轄者;當事人自得對該等外國公司、非當地居民或外國政府,就該契約或協議所生之事項,在紐約州法院提起訴訟。[5]

從上述規定,不難察覺紐約法院對於當事人合意管轄所持開放態度,縱使將因此而排除其原本所具有之管轄權,仍尊重當事人之合意,甚至在滿足一定條件下,縱使原本不具有管轄權,如當事人欲合意由紐約法院管轄亦可。由此可進一步思考者為,除國內法之合意管轄法制外,在超國界民事法律關係下的當事人得否以合意方式選定某國家法院為爭端裁判法院?

在當今往來頻繁之國際社會經濟活動下,一個案件可能往往牽涉數個國家,因此,肯定當事人得合意選定管轄法院似較符合時代之趨勢。是故,我國法院在判斷超國界民事案件的管轄權問題時或許應具備「縱使有管轄權但未必行使」之認識,並儘量承認當事人合意管轄之權利,以符合適當、公平、迅速、經濟之國際裁判管轄權原則。

案例7-1:Siro v. American Express Co.(1923)[6]

管轄權制度目的係為定法院事務分配之範圍,其劃定應明確及安定,以避免審理之拖延。目前我國就管轄權之劃分原則分為普通審判籍與特別審判籍,普通審判籍採取「以原就被」原則-以被告與法院間之關係決定管轄之標準,目的在防止原告濫訴。而對於特別審判籍,則是以訴訟標的、被告及法院間之關係作為判斷基準,並考量法院審理之便利性以決定管轄權。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3條第1項規定:「對於在中華民國現無住所或住所不明之人,因財產權涉訟者,得由被告可扣押之財產或請求標的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依此規定,外國人於我國雖未設有住所,如因財產權與他人涉訟,可能僅因偶然留有些許財產(一件衣服、或於中華民國銀行有十元之債權存款)在我國,而讓我國法院取得案件之管轄權。

上開規定,顯係仿效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3條規定:「德國法院對於在德國境內無住所者有關給付金錢之訴訟,只要該無住所者於德國有財產,則該財產所在地區之法院即對其有管轄權,且請求之標的不以其財產之價值為限。」然而依據歐盟《布魯塞爾判決公約》(Brussels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1968)第5條規定,已要求德國政府刪除該條規定,足見此種僅以財產權存在即主張法院具有管轄權之規定,在國際間並不能獲得認同與支持。是故,若未考慮請求訴訟標的與被告存留於國內財產價值間之衡平,財產價值與請求標的相差過於懸殊將會使聯繫因素過於薄弱,進而形成不當之法庭選擇。

以下簡介Siro一案之法院思考脈絡及判決結果,茲作為我國管轄權制度設計之借鑑。

  • 案例事實為製造康乃狄克州法院管轄權,原告律師要求另一名所內律師前往康乃狄克州的美國合眾銀行(United States Bank),依一般市場交易程序與價格,以自己之名義購買620美元之等值旅行支票,並於銀行行員詢問時表達將於國內使用。其購買後即簽名於該旅行支票上,並存入原告律師銀行帳戶,從而使得美國運通銀行對美國合眾銀行有債權。待該律師步出美國合眾銀行時,一名副警長遂在原告律師的事前策劃安排下,當場對該銀行進行境外扣押處置(Foreign Attachment),並於確認該銀行已將販賣該筆旅行支票之款項列為對被告美國運通銀行之債務後,即逕行扣押被告該筆債權。

 

    •   原告Rodelli Siro因此主張得以向康乃狄克州法院控告美國運通銀行不當留置財產,請求返還財產。被告美國運通銀行則抗辯受訴法院無管轄權,原審法院據此為由駁回原告之訴,原告於是上訴。
    • 原告Rodelli Siro曾將一筆金額交由被告美國運通銀行(American Express)轉匯至義大利,但運通銀行未將該筆金額轉匯至義大利,亦拒絕將該筆金額返還給原告。原告想要在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對美國運通銀行提起訴訟,然而因運通銀行設籍在紐約州,在康乃狄克州亦沒有辦事處及任何財產,因此康乃狄克州法院無法對美國運通銀行行使管轄。
  • 重要爭點

 

  1. 康乃狄克州法院就本案有無管轄權?
  2. 倘上述問題答案為肯定,原告律師藉創造被告債權,使得康乃狄克州法院取得本案之管轄權,此作法是否適法妥當?
  • 判決結果

 

    •   康乃狄克州最高法院認為依該州法律的規定,原告非係以不當之方法使法院對被告取得管轄權,故未構成程序濫用,從而認定原審判決不當,康乃狄克州法院就本案有管轄權。
  • 判決理由  惟何謂「構成錯誤、詐欺設計法院取得管轄權」?按「Commercial Air Charters, Inc. v. Sundorph Aeronautical Corp.[8]案」,法院認為係指原告誘使而使得該地法院對被告有管轄權。復按「General Elec. Co. v. G. Siempelkamp GmbH & Co.[9]案」,法院認為係指被告因為原告之誘使行為,而誤使自己在該地法院本無管轄權的地方,作出使該地法院取得管轄權的行為。

 

  •   然而,本案中原告之行為並無前述原則的適用。蓋本案被告於開展銷售旅行支票之業務並藉此獲取利潤時,即需承擔相關交易風險,且原告購買行為既符合旅行支票交易之一般常規,且其並不需向銷售者告知購買支票之動機,則法院認為該行為並非對被告為積極的欺騙,僅是消極沉默,不該當誘使行為;再者,原告亦並非使法院基於錯誤或受詐欺而取得管轄權。被告若具有實質之充足理由得據以對抗原告,應樂於使用司法程序以解決本案爭端,而非以此管轄權抗辯事由,技術性地拖延或迴避本案訴訟進行。
  • 依據康乃狄克州法律規定,於民事事件中,若被告基於原告應負責任之錯誤、詐欺之設計或引誘而進入法院管轄權範圍,或因錯誤、詐欺設計使法院取得管轄權,法院將不行使該管轄權。英美法院均普遍揭示「基於錯誤、詐欺設計法院取得管轄權,法院不行使管轄權」原則之適用,且亦有判決先例支持[7]
案例7-2:Lui Su Nai-Chao, et al. v. The Boeing Company, et al.(1982)[10]

「不便利法庭」原則(Forum Non Conveniens),乃指受訴法院審酌該法院就系爭事件而言係即為不便利之法庭,且同時存在另一個具備管轄基礎之替代法庭(alternative forum),而系爭事件若有該替代法庭審理將為便利且適當時,允許受訴法院得拒絕行使管轄權之裁量權[11]

關於不便利法庭原則之具體適用,可參考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29號民事裁定,其引用學說見解,認為「若聯繫因素分散於數國,為避免國際管轄權之衝突,並於原告之法院選擇權與被告之保障、法庭之方便間取得平衡,於受訴法院對某案件雖有國際管轄權,但若自認為是一極不便利之法院,案件由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最符合當事人及公眾之利益,且受訴法院若繼續行使管轄加以裁判,勢將對被告造成不當之負擔時,該國法院即得拒絕管轄。」是以,適用不便利法庭原則之前提為有管轄權,但自認為該訴訟管轄係不便利,而享有裁量權決定放棄與否。其考量因素有:發生關鍵事實之法域、傳喚遠地證人到庭作證之便利性、是否得強制性命令證人到庭等,此亦體現《涉民法》所揭示之「連繫因素」、「關係最切」等原理[12]

本案例採取相當彈性的做法,法院接受被告基於不便利法庭原則請求法院不受理本案的主張,認為中華民國法院是本案的合適法院,但也附帶若干條件要求被告同意。此兼顧雙方當事人間之公平與法院審判便利性,而限縮管轄權之做法,堪稱進步。

  • 案例事實

 

    •   1981年8月22日,一架臺灣遠東航空(FEAT)波音737客機在臺灣墜毀,造成110人死亡,其中有87位臺灣人、18位日本籍、4位加拿大籍與1位美國籍。本案564位原告(包括其中7名美國人及4名住在美國的臺灣人)在美國聯邦北加州法院對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與1976年將該架飛機賣給遠東航空的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提起訴訟,並基於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與過失(negligence)請求賠償。被告則主張基於不便利法庭原則,請求法院不受理本案。
  • 重要爭點

 

    •   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對本案有無管轄權?如為肯定,應否行使對本案之管轄權?
  • 判決結果

 

    •   法院認為中華民國法院為本案之合適法院,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亦支持被告援引「Piper Aircraft Co.v . Reyno[13]案」之主張。惟其要求被告保證中華民國法院有管轄權且會對本案行使管轄權,且被告接受中華民國法院所行使之管轄權,並會准許其員工赴中華民國作證;再者,被告須放棄自起訴時起至本駁回起訴裁定生效時止相關法律所給予的時效抗辯權;最後,被告需同意接受中華民國法院所為之判決結果。
  • 判決理由聯邦最高法院在「Piper Aircraft Co. v. Reyno案[15]」中,進一步細緻化援用不便利法庭原則之判斷因素。法院認為,不應因另一法院所在地之實體法對原告較為不利而排除本原則之適用,且外籍當事人難以證立在外國法院起訴會較為便利,故不應因其身分為非本國人而有判斷該原則適用與否之差異。  法院依據陳長文教授之意見,認為:首先,美國法院不受理本案並不會讓中華民國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其次,中華民國法律規定敗訴一方負擔訴訟費用,原告可因勝訴而拿回其繳交的訴訟費,且此係一國之政策,並不因此讓原告不易使用法院;最後,法院認為潛在適用外國法的困難不會讓替代法院能力不足,且依據中華民國的《涉民法》,要適用外國法也無困難[16]。因此法院最後認為中華民國法院是有能力的替代法院。  再者,聯邦最高法院採用了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Pain v.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案[17]」之意見,歸納出判斷公益因素的三個原則,包括(1)法院能避免審理有管轄權但連結性低之案件;(2)法院能合法正當地鼓勵當事人到案件的爭議發生地提起訴訟;(3)法院可以考量對準據法的熟悉度,以決定是否繼續保留對該案的管轄權。在這些情況下,即使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及方便性(convenience)幾近平衡,法院仍得適用不便利法庭原則。最後,原告主張因為有美國原告在本案中出現,因此不能適用不便利法庭原則而拒絕受理本案,但法院仍認為雖然美國籍原告選擇國內法院的利益較大,但仍然必須與其他因素一起衡量。在本案中,法院認為美國籍原告選擇國內法院所得到的利益是低於前述的私益與公益,所以仍不能排除不便利法庭原則的適用。

 

    • 因此,本案原告雖然企圖將案件定性為美國產品責任訴訟,以連繫本案與美國法規的關係,然而如此不僅遺忘了本案於中華民國發生意外事故的事實,且中華民國法院對於審理本案有重大的利益,相較之下美國法院須投入更多時間與資源,因此中華民國法院是較適合的法院。
    •   此外,分析私益因素中的「證據」面向,雖然原告主張有關飛機是否有缺陷的文書資料及維修紀錄都在美國。然而,關於飛機的殘骸、遠東航空的維修紀錄、協助事故調查及後續處理之相關單位和大多數當事人都在中華民國,而對於非自願性證人施以強制處分的困難度及自願性證人的到庭費用,也都增加美國法院裁判上的不便利性。另外,法院是否有能力對所有當事人,尤其是潛在的第三人被告主張管轄,仍有疑問。如果欠缺所有相關當事人的參與,法院即無法正確認定事實。
    • 本案中,法院之所以援用不便利法庭,首先即考量替代法院的可能性。此要件之前提乃被告原先有義務受美國管轄,且法院需要求被告保證須受中華民國法院管轄,始可作成不受理之決定。其次,如果替代法院能力不足的話,就等於沒有替代法院,關於此點,原告則主張中華民國法院對本案依法不具有管轄權,此外中華民國法院須繳裁判費,對原告而言較不易使用,且本案既然適用美國法,應由美國法院審查較為妥適。
    •   不便利法庭原則能讓法院拒絕不適當的管轄,基本上是希望移轉管轄至其他法院而非不受理本案,依此邏輯亦可適用於移轉管轄至外國之情形。依「Gulf Oil Corp. v. Gilbert案[14]」,決定是否適用不便利法庭原則的因素,包含私益因素(private interest)與公益因素(factors of public interest)。如為證據取得的容易性、對證人強制處分的可能性、取得證人的成本及其他可以讓審判更迅速及便利的實際問題,屬私益因素;如考量對法院的成本、在爭議當地審判的利益、選法與適用外國法可能的困難以及讓國民面對外國審判是否會有不公平之虞,則屬公益因素。
  • 延伸思考該裁定以「有」管轄權,即不得認定「不便利法庭」,試問這樣的推論是否合理?

 

  •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87年度抗字第2409號民事裁定裁判要旨:「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乃係對於涉外事件,就內國之法律,決定其應適用何國法律之法,至法院管轄部分,並無明文規定,故就具體事件受訴法院是否有管轄權,當依法庭地法即本國法加以判斷。本件依抗告人起訴之主張,其係本於違反保險契約、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等之法律關係,請求各該相對人賠償其損害,而依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而所謂侵權行為,凡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份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故本件之侵權行為地之一部實行行為或一部結果行為如在本國發生,依上揭規定,即難認無管轄權,原法院就此並未詳加調查,而依『不便利法庭之原則』逕認原法院對各該相對人並無管轄權,尚嫌無據。」
案例7-3:Asahi Metal Industry Co., Ltd. v. Superior Court of California(1987)[18]

因交通、科技及網縩網路的發達,企業較以往更容易聯繫他國,從而擴大國內法院的管轄基礎,然而若各國的管轄基礎均相對擴大時,管轄的積極衝突可能亦增加,更需要彼此妥協來求取最適合的管轄分配。

美國最高法院為適應當代眾多跨州、跨國公司之情形,於著名之「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案[19]」創設了「與法庭地最低度連繫接觸原則」(Minimum Contacts),此原則並於本案獲得更進一步之闡釋。

  • 案例事實  朝日鋼鐵係日本籍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製造輪胎之氣嘴零件,並且將此產品銷售給包含正新輪胎在內的輪胎製造商。於1978年間,正新輪胎為製作輪胎,向朝日鋼鐵購買15萬個輪胎氣嘴,並將成品於加州販賣,朝日鋼鐵亦知悉正新輪胎於加州銷售輪胎之事實。

 

    • 事後,正新輪胎以朝日鋼鐵提供有瑕疵之內胎氣嘴為由,於美國加州法院提起「擔保責任」(indemnity)訴訟。朝日鋼鐵則抗辯,1981年其銷售給正新輪胎之產品僅佔總售銷量之1.24%,其雖知悉該公司售給正新輪胎之零件經加工後,成品可能被銷售至包括美國在內之世界各地,但無法預想日後會因此受加州法院的管轄,故主張美國法院對其與正新輪胎之訴訟無管轄權。
    •   1978年9月23日,Zurcher駕駛一輛本田機車於加州之公路上,因後輪爆胎失控,撞上停於路邊的牽引機,Zurcher身受重傷,其妻子身亡。1979年Zurcher 在美國加州法院控告臺灣正新輪胎公司(下稱「正新輪胎」)、日本朝日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朝日鋼鐵」)及其他之輪胎零件製造公司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後來因為受害人Zurcher與被告達成和解而撤回訴訟,故只剩正新輪胎與朝日鋼鐵間之賠償訴訟存在。
  • 重要爭點

 

    •   加州法院對本案行使管轄,有無違誤?
  • 判決結果

 

    •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加州最高法院本案之管轄權行使,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判決朝日鋼鐵勝訴。
  • 判決理由  朝日鋼鐵在加州並無商業行為或為其產品打廣告,亦無辦公室、代理人、受雇人、或任何財產,沒有證據顯示朝日鋼鐵有以「在加州銷售」之期待,來設計其產品。朝日鋼鐵與正新輪胎間的買賣行為在臺灣作成,零件亦由日本運至臺灣,其自始至終並無特意藉由將系爭內胎氣嘴銷售至加州牟利,故加州法院對該案未存有「最低連繫」(Minimum Contact),其管轄權之行使欠缺合理基礎而違反正當程序條款。

 

  •   此外,法院在衡量有無對人管轄權時,應考慮許多要件,諸如被告之負擔、法庭地之利益、原告獲得救濟之利益、為獲得最有效解決之跨州司法制度之利益,以及數州為促進基本實質社會政策之共享利益等等。
  •   對於非當地居民,州法院之對人管轄權受到《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4條正當法律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之限制。行使對人管轄權是否合乎正當程序,取決於被告是否有意建立與法庭所屬地之最低度聯繫,此可自被告的行為來判斷。

本案之原告正新輪胎與被告朝日鋼鐵均非加州居民,原告的利益以及加州對朝日鋼鐵行使管轄權的利益相對薄弱,且對被告造成嚴重負擔,因此判決朝日鋼鐵勝訴,排除加州最高法院對該案的管轄權。

[1] Not Only That, but Most Texans Don’t Speak a Word of Bolivian,Suein L. Hwang,http://www.wsj.com/articles/SB922057931198384975(最後瀏覽日期:2015/6/21)

[2] 陳榮宗,國際民事訴訟與民事程序法(五),臺灣大學法學叢書,1998年,頁14-18。

[3] 儘管本公約草案的設計別出心裁,但仍無法為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取而代之的是從2002年起,討論範圍較小的合意管轄公約,並於2005年6月30日通過《海牙合意管轄公約》(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請詳參:許耀明,2005海牙合意管轄公約述評,玄奘法律學報,10期,2008年12月。

[4] 劉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論,修訂5版,2010年9月,頁676。我國民事訴訟法有關合意管轄規定,如第24條:「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第25條:「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第26條:「前二條之規定,於本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

[5] New York General Obligations § 5-1402. Choice of forum.

[6] 99 Conn. 95, 121 A. 280 (1923).

[7] Hill v. Goodrich(32 Conn. 588, 590), Hamden v. Collins(85 Conn. 327, 333, 82 Atl. 636), Sweet v. Kimball(166 Mass. 332, 44 N. E. 243, 55 Am. St. Rep. 406), Crandall v. Trowbridge (170 Iowa, 155, 150 N. W. 669, Ann. Cas. 1916C, 608), Blandin v. Ostrander(239 Fed. 700, 702, 152 C. C. A. 534), Rosencranz v. Swofford Bros. Co.(175 Mo. 518, 531, 75 S. W. 445, 97 Am. St. Rep. 609), Wood v. Wood(78 Ky. 624), Union Sugar Refinery v. Matthieson(2 Cliff. 304, 309, Fed. Cas. No. 14,397).

[8] 57 F.R.D. 84 (D. Conn. 1972).

[9] 29 F.3d 1095 (6th Cir. 1994).

[10] 555 F. Supp. 9 (N.D. Cal. 1982).

[11] 許兆慶,國際私法上『不便利法庭』原則之最新發展-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inochen International Co. Ltd. v. Malaysia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案為中心」,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4卷2期,2008年12月,頁527。

[12] 我國曾於2001年提出《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修正草案,欲於第10條引進英美法上之不便利法庭原則,然修法未果,至2010年修法亦未納入,故現行法對該原則仍未有明文之規定。有學者認,我國就國際管轄權雖未明文規定,然由於我國之領域管轄權具有明確性及可預見性之優點,並進而可逆推國際管轄權,故適用應無浮濫之現象,而不需引進英美法制之法院不便利原則。

參見陳啟垂,英美法上「法院不便利原則」的引進,臺灣本土法學雜誌,30期,2002年1月,頁53。

[13] 54 U.S. 235 (1981).

[14] 330 U.S. 501 (1947).

[15] 54 U.S. 235 (1981).

[16] 原文如下:The Court agrees with the reasoning of Dr. Chen that: “Assuming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that the court of the R.O.C would apply the law of the place of commission, i.e. U.S. laws etc., the court of the R.O.C. will apply such laws without difficulty, otherwise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Law of 6 June 1953 [“Law Gov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in Civil Matters Involving Foreign Elements”] loses its meaning. Any suggestion that the court of the ROC is not competent of analysis any foreign law is subject to criticism of prejudice.”

[17] 637 F.2d 775 (D.C. Cir. 1980).

[18] 480 U.S. 102 (1987).

[19], 326 U. S. 310 (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