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論-超國界法律問題研究

各論-超國界法律問題研究

國家的位置及行為模式是固定的,但個人是移動的,行為模式頗為多樣,國與國間發生法律關係,有其固定儀式要求,例如兩國指派官方代表簽訂條約、國際會議須以國家名義參與、外交訪談過境禮遇等等。然而,國家與私人、私人與國發生法律關係,毋寧機動許多,一個人可能因為旅遊、工作、婚姻、居留等因素便輕易與他國行政機關或私人發生各式法律關係;一個跨國企業,可能因至他國設廠、製造或販售商品、雇用勞工等行為,便與當地人的生活、經濟、環境產生緊密連結。不分法人或自然人,摻雜了個人因素在當中的國際法律關係,比起國與國所形成者,毋寧更為「活潑」、「多元」、「複雜」,這正是超國界法律在意的區塊,即以「個人」所開展出的實質國際法律關係為優先研究對象,將國際公法的研究擴充至國家以外的重要實體,同時補足國際私法在確定國際裁判管轄權、選擇準據法後向未加以處理的實體法律解釋問題。

然仍必須強調,舊日的國際公法或國際私法學習並非不重要,超國界法的提出,不可能、也沒必要推翻掉國際公法或國際私法之既有研究,在討論超國界法律案例中,不能沒有基本的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概念。以國家對待外國人待遇為例,國家舉措不免會受到國際多邊公約、慣例及條約之拘束及影響,但國際多邊公約、慣例或條約究為何物,如何形成?我們不能沒有概念。只是說在超國界法的討論上,不太再去強調這些基礎部分,甚至反倒希望讀者能去「挑戰」這些既有概念,參考外國學理及實務,來檢驗我國實際發生過的一些案例,反思我國司法實務工作者在適用這些抽象的國際法或國際私法概念時,是否過於僵化、守舊,而忘卻了法律解釋工作不能偏廢的「舊法新解」這門功課。

社會環境變遷迅速,我們不可能端賴立法者不斷的立法、修法,或要求國家外交人員不斷地簽署條約,來因應層出不窮的法律案型,因此,法律解釋者大部分的思維工作不應總著重在回頭探求「立法者,在當時,說了什麼,當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這個用語是什麼意思?」考古不是法官或律師的重點工作,反倒應多花時間去思考,如何在法律條文原本所設定的法律原則之下,將舊有的法律,置換到新的時空,給予更符合現下憲政環境的「新鮮解釋」,重新賦予法律生命。

各章節案例後均設有專題討論,與所屬章節所探討的法律問題極為相關,是否應延續既有觀念,或因應時代作出嶄新見解,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推敲及思考,也藉此思維過程,對於超國界法律更感切身與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