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國際法之發展

壹、國際法之發展

顧名思義,國際法乃為規範國際關係及維持國際秩序而存在。最初,17世紀主權國家的概念興起,國際法側重各國家間的戰爭與和平,因此「國家」成為國際法的唯一主體,筆者稱此階段的國際法為「古典國際法」(classical international law)。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法進入新紀元,又因世人對和平殷切盼望,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以及「促進國際合作」為宗旨的聯合國於焉成立。然聯合國並非世界政府,其屬性毋寧偏向「國際事務協調中心」,藉由聯合國溝通、協調各國的行動,使國際關係能夠異中求同並互相融合(harmonized)。在聯合國中,中、美、英、蘇、法因著主要戰勝國地位,順勢成為領導者,國際法體系原應朝單一體系邁進,惟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日益擴張,東歐及部分亞洲國家(北韓、北越、中共)接連共產化,將世界分為兩大陣營,共產國家自成一國際法體系,與歐美為首之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分庭抗禮,聯合國的運作於當時受到相當阻礙。

隨著1991年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國際社會的緊張關係趨於緩和,加上科技發達、陸海空交通便捷,以及網際網路發展等客觀條件的逐漸成熟,全球化浪潮開始襲捲世界,國際法的面貌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從戰爭與和平轉向兼顧對「經貿秩序」、「環境」及「個人權利」等議題的關懷。諸如國際經濟、國際貿易、貿易爭端解決、國際貨幣金融、智慧財產權、環境、公衛、勞工、人權等議題成為新興國際法領域,加上聯合國專門機構(specialized agencies)專責於國際間多邊公約之研擬及締結,驅動國際規範更加快速形成。對於此般多樣面貌的國際法規範,筆者擬以「當代國際法」(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稱之。

其中,國家已不再當然是國際法的主要規範主體,作為個人以及跨國公司法人,亦被認為具有一定主體地位。當代國際法的特色除了內容豐富多元及主體範圍擴大之外,國內法與國際法關係上的質變,更值得關注。建構國際法體系,內國實務運作本有一定之助益,因為國內法之域外適用及影響,使得國內法「實質上」成為國際法規範之一部分,導致國際法與國內法有日漸融合成為單一法體系。

一、古典國際法

國際法被認為係文明國家的行為規則,最早成形自1648年《威斯特法利亞和平協議》(Peace of Westphalia Treaties),該協議結束了歐洲三十年戰爭,劃出近代歐洲各國領土疆域範圍,「民族國家」躍升於世界舞臺;國家主權至上及主權平等的概念成為國際法上基本原則,當時認為國家之上不應再有任何權威。同一時期之荷蘭人格魯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於1625年出版之《戰爭與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系統論述了當時國際法的主要內容,奠定國際法作為獨立法律體系之基礎,格魯秀斯因此被稱為國際法之父。之後國際法學者受其影響,所關心的重點大多集中在傳統的公法領域,國家主權理論成為國際法的核心。然而當時的國際法被認為是次於國內法的,主要作用在於維持最低限度之國際秩序,限制國家主權之恣意擴張,要求發動戰爭必須具備一定合法性基礎。國際法僅屬於附庸概念,主要仍著重於國家主權原則上不容侵犯,國際法之拘束力因此有其侷限。

古典國際法的定位,係以「國家」為中心,著重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認「國家」才是國際法的唯一主體,能享有國際法所賦予之權利,並負擔國際法義務。當時雖有突破以「國家」作為國際法唯一主體之呼聲,例如金寧(Robert Yewdall Jennings, 1913-2004)與瓦特(Arthur Watts, 1931-2007)在《奧本海國際法》指出:「國際組織以及到某種範圍內的個人,也可以由國際法賦予權利和課加義務[1]」,局部納入國際組織與個人作為國際法的主體,惟因其概念仍建立在明顯之「主從關係」上(即以國家為主),個人就算有國際法上權利可得主張,在多數的情形下,仍須透過國家為之。就此面向來看,實質上並未有突破,國家仍是最重要的國際法主體。

二、當代國際法

當代國際法最重要的發展在於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聯合國成立之後,當時因民族運動蓬勃興起,眾多的殖民地紛紛獨立。為維持國際間和平新秩序,以聯合國為首的國際性組織大量出現,分門別類地處理及研究各領域的國際事務,並協助多邊公約的締結,使得國際法體系重新整合,並且系統性地發展。其中,國內法與國際法兩者間並非截然分立而無往來,國內法律實務之運作出現了許多典範見解,為國際法所參考,協助建構了當代之國際法體系;並且藉由對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以及國內法直接的域外效力,法制先進國的國內法出現無庸透過條約締結程序,便得超越國境之現象,對他國、甚至國際社會產生影響,使其國內法不啻成為當代國際法內容之一部分。如此是否意味著國際法與國內法關係上的質變,亦值得我們注意。

(一)國際組織與多邊公約大量出現

當代國際關係上的一個重要現象乃組織化的國際合作出現,亦即國際組織的大量出現,主要是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由於聯合國專門機構(UN Specialized Agencies)的出現,許多國際性問題比起舊時更易基於全球共同的福祉,尋求系統性及全面性的解決[2]。另外,還有雖非聯合國專門機構,但關係類似之「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3]。為了因應越來越龐雜的國際事務,這些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組織由於經常藉由多邊公約來調整各國的步伐,使國際規範趨於一致,於是多邊公約的數量也大幅上升,光是聯合國保存而具代表性的多邊公約就超過500項。

從國際組織及多邊公約所涉及領域如此多樣、廣泛,可見當代國際法已經成為一複雜且規模龐大的規則體系,對於古典國際法所確立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及制度,例如國家和政府、領土、居民、國家之基本權利義務、國家責任、國際爭端的解決等,當代國際法除仍繼續予以維持外,如今所關注的已超出傳統公法領域,跨足到許多特殊新興領域-人權、經濟、貿易、智慧財產、海洋、航空、勞工、環保等。同時,這也表示當代國際法不再侷限以國家作為唯一主體,個人及跨國公司法人在國際法上的主體地位逐漸提昇。保障及維護個人基本權利,成為國際法的重要內容,以《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本書簡稱為《歐洲人權公約》)及其所設立之歐洲人權法院為例,個人於權利受侵害時,甚至無庸透過所屬國,而可直接向歐洲人權法院對侵害國提起訴訟[4];許多跨國公司就其貿易爭端,亦得直接向國際組織所設立之爭端解決法庭提請調停[5]

國際組織與多邊公約的大量出現加速更新國際社會行為規則,國際法律規範進入體系整合新階段。面對此一情勢,世界各國除對外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締結並批准多邊公約,以資因應外;對內更必須講究將國際共同準則融入國內法律體系之功夫,使得國內法律規範與國際法律規範得以銜接。惟兩者之融合並非僅是「由外至內」之單向流動而已,實質上,就當代國際法體系的建構,國內法律實務運作之貢獻所在多有,「由內至外」之流動加劇,反倒為其重要特色。

(二)內國實務建構國際法體系

當國內法院或行政機關遭遇涉外案件時,其所為的法律見解有時不僅解決了國內法律問題,往往亦成為他國之借鏡及參考,在國際社會當中遍地開花形成國際習慣法,促成國際法體系之建構。正如《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之規定:「一、法院對於陳訴各項爭端,應依國際法裁判之。裁判時應適用:…(前略)(卯)在第五十九條規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國權威最高之公法學家學說,作為確定法律原則之補助資料者。…」指出國際法院裁判上可參考國內法律實務。

國內法律實務影響國際法建構者,首先可舉1952年的「泰德信函」(Tate Letter)為例。當時各國基於「平等之間無統治權」原則,對於「國家豁免」之問題,仍普遍採「主權絕對豁免理論」(absolute theory of sovereign immunity),主張國家及其機關所有行為所生之法律爭議,都可以豁免於他國法院管轄。此類豁免大體上可分為三類:第一是國家本身之豁免;第二是國家代表之豁免;第三則是國際組織及其人員之豁免。以「The Schooner Exchange v. Mcfaddon案[6]」為例,1810年原告Mcfaddon所有之船隻Shooner Exchange被法國政府沒收並改為軍艦,當船駛入美國港口時,原告因此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歸還船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基於對法國武裝公船友善的態度,該船既已屬於法國軍隊,成為法國公船,則該船應享有豁免權。據此,美國對此案並無管轄權,因而駁回原告之訴。美國最高法院的看法後來發展為「主權絕對豁免理論」,長期為美國之主流見解。

然而隨著國際商務往來日趨頻繁,國家經常性的以私法身分參與經濟活動,面對外國政府日漸增多的商業行為,「主權絕對豁免理論」反倒造成困擾。由於國內法院不能行使管轄權,使得政府或人民之權利遭受外國國營企業侵害時,於家門內反倒求救無門。

有鑑於此,1952年3月19日美國國務院代理法律顧問泰德寫信致司法部,向法院正式表明美國政府將改採「主權限制豁免理論」(restrictive theory of sovereign immunity),主權豁免未來將只限於公行為(public acts; jure imperii),至於政府的私行為(private acts; jure gestionis)則不能豁免[7]。「泰德信函」採取限制豁免起初主要為保護美國人民或美國公司的權利,本出於保障內國權益之目的,卻迅速發展成為國家主權豁免理論上之主流見解。今日,各國及國際公約採取「主權限制豁免理論」已為普遍現象[8],美國行政部門(國務院)一封「泰德信函」對國際法所帶來的影響可見一斑[9]

內國司法民事判決亦多有立下典範見解,為國際私法理論與實務所吸收者。以美國1963年之「Babcock v. Jackson案[10]」為例,原告Babcock搭乘被告Jackson便車前往加拿大,因被告過失而車禍受傷,於是向法院起訴請求損賠。案件因屬涉外侵權案件,在選法上發生爭議,被告認應適用安大略省賓客法(guest statute)僅就重大過失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則主張應適用紐約州侵權行為法,有過失即應負責。就此爭點,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無意間促進國際關於涉外案件選法規則之統一[11]

傳統之選法方式,主要係機械性適用既定規則,例如我國修正前《涉民法》第9條第1項,是由一法律類型(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與一連繫因素(侵權行為地)組合而成。該連繫因素之選擇,乃出於立法者認此連繫因素與案件關係應最為密切之「假設」。但就具體案例,連繫因素是否果真與事件或當事人具有最密切關係不無疑問,是否能藉此作成公平之判決亦令人懷疑。基此考量,上訴法院決定摒棄傳統之機械化選法規則(the mechanical formulae),改採利益重心或連繫因素聚合原則(the center of gravity or grouping of contacts doctrine),並自法律政策(the policy of jurisdiction)分析,認為紐約與訴訟當事人之關係顯然較為密切(原、被告住所及汽車第三人責任險之保險公司所在地均在紐約),而安大略不過是發生侵權行為的偶然地點而已。因此,認為紐約法與安大略法之衝突為假衝突,改採具有最重要牽連關係之紐約州法律作為準據法,可謂「功能性選法」[12]

該案所產生的效應不僅改變了美國本身關於涉外案件的選法規則,同時獲得國際間廣泛重視及熱烈反應[13],多數有關涉外案件選法規則之國際公約亦採類似彈性選法之內容[14]。我國新修正之《涉民法》,亦以功能性選法理論為基礎作了大量的修正[15],實值肯定。美國聯邦法院於該案所表現的睿智洞見,正好提醒我們,當國內法院遇到涉外案件時,國內法院法官就己身見解可能促成未來國際習慣法,應有所意識,於思考上應儘量拋棄本位主義,非僅片面地以國內法眼光來審理案件,尚須考量對他國法律及國際規範之效應,將眼光來回逡巡於國內法與外國法及國際法之間,兼顧兩者利益,而為公平適當之判決。如此,亦有利國內法與國際規範的融合,對國際法發展有莫大助益。

(三)國內法域外效力

國內法本來主要適用範圍乃各國境內,但由於今日之國際社會已融為一體,彼此人民之往來頻繁,國內法律關係於是逐漸「國際化」,使國內法超越國境,平行適用於域外。其中又可分為間接與直接適用:前者表現於各國對外國民事判決之承認與執行,促成國內法之間接域外適用,「一事不再理」(res judicata)原則本出於對他國司法主權的尊重,卻意外強化了國內法之境外擴散;而後者於許多國家制訂其內國經濟法、公法、刑法規範時,明文使國內法適用於域外空間及他國人民,某程度挑戰了他國政府主權。

  1. 間接適用:外國民事判決之承認與執行

就外國民事判決之承認與執行,國際間主要採行「一事不再理」(res judicata)原則,即對於他國司法權的行使給予一定的尊重,國內法院原則上不予再度審查。然國際社會早期卻有以「互惠」(reciprocity)作為承認基礎者,倘自己內國判決於某外國仍須受到實質審查始獲承認,基於互惠原則,國內對該外國的判決亦將行同樣的實質審查,始予承認或執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互惠原則,其實就相當於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心態,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與報復實為一體兩面。

1895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Hilton v. Guyot案[16]」時,以法國既對美國同類判決行實體審查為由,基於互惠原則,美國不能直接承認該法國判決。對此,首席大法官富勒(Melville Weston Fuller, 1833-1910)發表了深具典範性的不同意見(dissenting opinion),認為此種互惠運作與報復並無不同,惟「若言報復,則應為政府而非法院所得以行使。」此見解後來影響美國法院關於互惠問題的態度,不僅出現其他法院判決否認以互惠作為承認要件[17],也對美國往後之修法乃至於外國判決,造成深遠影響,使我們見識內國司法實務帶動國際法體系建構又一典範。

除了互惠原則外,「與內國公序良俗無違」一般亦作為外國民事判決承認要件,為尊重內國主權、法律秩序及公共利益之表現,該要件固值肯認,惟應採取較為寬容之解釋以限縮其功能,使各國價值系統易趨向一致,例如不單以某外國法律規定為國內法所無或與國內法不同,便直接認定以此為據的外國判決必然違背內國公序良俗而不予承認。舉美國1971年「Somportex limited v. Philadelphia Chewing Gum Corp.案[18]」為例,某英國公司因買賣契約糾紛,在英國法院取得勝訴之一造缺席判決,其持該判決至美國賓州請求執行時,被告卻主張英國法院之判決包括商譽損失之損害賠償,然而依賓州法律,此等損失係屬不得請求損害賠償者,認該判決有違賓州之公序良俗,要求法院不承認其效力。美國賓州法院雖承認賓州法與英國法就此方面的差異,但強調此種歧異並不會對公共道德及行政公信造成明顯的傷害,亦並未破壞個人權利之保障,進而使其他公民認為有悖公序良俗之虞,仍承認該英國判決[19]

在外國民事判決之承認與執行方面,當內外國法律出現差異時,不當然意味著違反內國之「公序良俗」,法官必須再另尋理由,始得否定他國判決,否則即應予以最大尊重。我國法院就此部分的審查是否過於嚴格,可觀察我國司法實務之相關判決[20]

  1. 直接適用

一國所制訂之法律規範,適用範圍通常應僅及於內國領域,適用對象也僅止於其國民。惟為維護內國秩序,法律規範效力亦及於境內之外國人。換言之,就空間方面,國內法及於境內所有人、事、物,一般稱為法律之「域內效力」,表現國家主權行使之界限。然今日各國因全球化籠罩,國際間經貿活動往來頻繁,法制先進國家之經濟法規於是挾貿易優勢地位開始向外流動,驅使全世界經濟法律秩序漸朝同一方向前進。尤其賦予國內法對「他國人之域外行為」亦有管轄權,形同擴大了國內法的效力空間,使適用範圍直接及於他國境內的活動,無疑挑戰傳統的國家主權理論,美國《聯邦反托拉斯法》的運作即為一明顯事例[21]

三、全球化現象:國際法與國內法關係之質變

關於國際法與國內法關係的理論傳統,有所謂的「一元論」(monism)與「二元論」(dualism)之別。一元論者認為國際法和國內法本質上屬同一個法律架構,兩者僅是該架構之不同部分,而國際法位於上階;二元論者主張國際法與國內法分屬不同法體系,兩者既不相隸屬,無孰者優先之問題,而國際法乃國家之間的法(law of nations),規範國家彼此之間的權利義務,由於所生法律關係不同,國際法不能直接適用於國內,必須經過轉換程序始得對內國發生效力[22]

國際法主流見解多採二元論,認為國家主權至上,不容許有其他更高位階的拘束機關存在,因此國際法乃出於國家自願受拘束而有效。然而誠如上述,當代國際法之內容,一方面仰賴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組織及多邊公約來形塑,更重要的是,受到世界各國之內國實務發展及域外效力影響,使內、外國法及國際法彼此法域之間流動加劇,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的關係已未若舊日般涇渭分明,兩者有逐漸融合為一法體系之趨勢。

由內向外流動者如前所述,此處不再贅言;由外向內流動者,例如1990年生效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促使各國立法維護兒童及少年之生存及人格發展,我國於2014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於於2015年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更名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並進行部分內容修正,以期我國兒少福祉與國際接軌。例如:兒少性剝削的定義,除了原條文已規範的「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外,新法特別增列「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以及「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且加重違反者的罰則。此外,新法也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辦理兒少性剝削防制教育課程或教育宣導,強化兒少對性剝削犯罪的認識,提高其自我保護的能力。另外,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要求各締約國應經由國內的立法、行政或其他措施,落實公約各項規範,遏止全球性菸害問題,美國、英國、澳洲政府、歐洲許多國家已完成相應立法,我國亦修改《菸害防制法》與之配合。

此外,1997年OECD之《反對行賄外國公職人員公約》(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23]亦促成美國《海外反貪污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及英國新版《反貪污法》(Bribery Act 2010)的修訂。我國受國際反境外貪污趨勢影響,2003年亦相應修正《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將行賄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納入處罰範圍,且不問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並於2015年12月9日正式施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另外,有關我國防制跨國洗錢之工作,由於與他國多未簽署刑事司法互助協定,造成我國跨國洗錢案件調查上的困難,所幸我國以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Money Laundering Prevention Center)之名義加入國際反洗錢組織-「艾格蒙聯盟」(The Egmont Group-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s of the World,1955年在比利時成立,至2011年為止共117個國家及地區的金融情報單位為其會員),使我國仍得透過艾格蒙聯盟掌握跨國洗錢案件的金流情資。

除了傳統的國際法之外,「歐盟法」的出現也進一步模糊了二元論所主張的分界。隨著歐盟的發展與壯大,基於有別於一般國際條約的歐盟條約,歐盟的整合已經進一部涵蓋貨幣、市場、人員乃至於政治權力等各層面,歐盟各會員國制定公共政策之決策權力,也部分上移至歐盟層次,使得「歐盟法」已成為了一個特殊的法律體系。部分歐盟法律在各成員國的法律系統中有直接效力,甚至高於國內法,但歐盟又不屬於「聯邦政府」,而是國際法中一個全新、超國家的法律秩序聯合體。

然而,全球化也未必會使得合作更加緊密。2009年以來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的歐洲移(難)民問題,再再考驗著歐盟會員國之間的合作與信賴關係。2016年6月24日,英國舉辦脫離歐盟公投,結果贊成脫離歐盟的主張以51.9%的得票率獲勝,英國確定脫離歐盟。其背後所潛藏的體系失靈,是一種「對全球化的不信任」,從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臺灣的太陽花學運、美國的川普現象,都是對體系不信任的反噬。此種不信任的源頭有許多,一個相當關鍵的源頭,是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已經侵蝕了既有體系運轉的正當性。與此同時,歐盟各會員國之部分的政治決策權力雖上移至歐盟,但民主監督機制卻未能及於歐盟,使得歐盟層次的決策者有權無責,實質上剝奪了人民透過民主機制監督政府的權利。此種被稱為「民主赤字」的現象,也是英國民眾對歐盟不滿的原因之一。

整體言之,在今日國際法發展態勢下,一元論與二元論的爭論已不具意義,當國際社會自有國界走向無國界時,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自難以再截然二分成兩個法體系,一個國內規範可能因他國仿效而蔓延整個國際社會,成為國際習慣法,甚至帶動國際公約的簽訂,成為國際法。在各國涉外案件日漸加增的情形下,倘討論國際性法律議題仍一昧區分內、外國法律或判決,對於外國法或國際法不予聞問,如此鴕鳥心態對於內國與國際間的互動將形成阻礙。法律的解釋者(不分是出自行政、立法或司法部門),無疑需要更為寬闊的胸襟與宏觀的視野,不能再將眼光侷限於純粹國內法的適用,必須具有更全面的國際性思考,隨時注意到己身見解與外國法或國際規範是否能夠接軌,甚至以創造具有遠見且睿智的國際典範見解為職志,嘗試在國際互動與內國主權二者間尋求平衡。這不僅是學理上的討論,也是適應新環境新趨勢的必然要求。

[1] Robert Jennings & Arthur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Introduction and Part 1, p. 4 (9th Ed. 2008).

[2] 聯合國專門機構係指依《聯合國憲章》第57條及第63條,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訂立協定之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集團(World Bank Group)、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目前共有15個聯合國專門機構。

[3] 詳參丘宏達著,陳純一修訂,現代國際法,修訂3版,2012年9月,頁989-994。

[4] 惟因訴訟基礎在於:「締約國自願放棄以國家或準於國家地位的個體作為當事人之權利」,因此非締約國的人民,無法在歐洲人權法院控告母國或該公約的締約國。例如:2001年12月19日歐洲人權法院拒絕受理南斯拉夫於11月所提訴訟,內容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轟炸貝爾格萊德主要廣播電視台之相關索償訴訟。其拒絕理由為,轟炸發生在未簽署《歐洲人權公約》的國家境內,歐洲人權法院無管轄權。

[5] 例如《台日投保協議》第17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本條所稱之投資爭端係指存於任一方機關及就於該方領域內之投資及投資活動遭受損失或損害之他方投資人間之爭端(第1項)。…如投資爭端未能於爭端投資人向有關機關提出書面請求諮商或談判之日起三個月內以諮商或談判方式解決,在爭端雙方同意下,得將該投資爭端提交國際調解或仲裁,包括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下之仲裁、國際商會仲裁規則下之仲裁,及任何爭端雙方同意之其他仲裁規則下之仲裁(第4項)。」可見公司法人就投資爭端,有依個人身分直接提請國際調解或仲裁之可能。

[6] 11 U.S. 116 (1812).

[7] Henry J. Steiner Et Al., Transnational Legal Problems, Materials And Text 762-765 (4th Ed. 1994).

[8] 國際公約方面有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1963年《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及200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國家方面例如英國、法國、新加坡、南非、巴基斯坦等國家有相關之立法,許多歐洲國家(如瑞士、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德國、英國)亦以批准1972年《國家豁免歐洲公約及附加議定書》(European Convention on State Immunity and Additional Articles)之方式表明採取主權限制豁免理論。

[9] 關於「國家之豁免」,請詳參:丘宏達著,陳純一修訂,前揭註3書,頁699-737。

[10]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9-1」,頁135以下。

[11] 誠如筆者前述,國際私法一般非國際法討論範圍,惟其本質具有涉外性,仍不免與國際法出現交集,特別是就涉外案件選法規則之統一方面,由於各國有時希望就解決法律衝突採取共同的原則,所以訂立國際公約,作出劃一的規定,以防止因各國法律規定不同而產生的衝突。在此情況下,國際私法就因涉及到國家之間的條約關係,而變成國際法的一部分。換言之,為避免各國因涉外案件之選法規則不一發生當事人任擇法庭(forum-shopping)及規避法律,甚或導致判決歧異之結果,國家之間會藉由條約締結來促成選法規則之統一,例如1968年之《布魯塞爾判決公約》及2005年之《海牙關於民商事案件管轄權及判決承認與執行公約》。然而,更值得我們關注者,乃非以條約締結方式來促成選法規則統一之類型,有些國家單靠內國本身豐富多元之司法實踐,便偶然促進涉外案件選法規則之統一,為國際法帶來潛移默化之影響。

[12] 另請參:陳長文,國際私法方法論之回顧與展望(上),法令月刊,35卷6期,1984年6月,頁6-9。陳長文,國際私法方法論之回顧與展望(下),法令月刊,35卷7期,1984年7月,頁5-8。

[13] 劉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論,修訂5版,2010年9月,頁346。

[14] 例如1973年《海牙關於扶養義務準據法公約》及《海牙關於遺產國際管理公約》、1980年《羅馬國際契約義務準據法公約》、1984年《海牙關於信託準據法及其承認公約》等,內容多有以「最重要牽連關係」或「關係最切」作為選法之連繫因素者。

[15] 例如新修正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4、5、17、18、20、25、28、43、44、45、47、48、50條所採「關係最切」之連繫因素,即仿自功能性選法之立法例。

[16]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11-4」,頁166以下。

[17] 如:Cowans v. Ticonderoga Pulp & Paper Co., 219 N.Y.S. 284 (N.Y.A.D. 3 Dept. 1927).

[18] 453 F.2d 435 (C.A.3, 1971).

[19] See also, Tahan v. Hodgson, 662 F. 2d 862 (D.C. Cir. 1981).

[20] 請參照本書之「專題十一、三、公序良俗條款」,頁156以下。

[21] 請參照本書之「專題六」,頁116以下。

[22] 然其同時不忘提醒「…此二種理論並沒有什麼實際上的效果,而重要的是國家在國內法律制度下如何適用國際法,以及如果國際法與國內法衝突時如何處理。」Robert Jennings & Arthur Watts, supra note 1, at 54. 譯文引自:丘宏達著,陳純一修訂,前揭註3書,第122-123頁。

[23] 該公約於1999年2月生效,希望各國將之訂立為國內法;另應注意聯合國反腐敗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相關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