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國際法與我國

貳、國際法與我國

中國之國際法的起源,或許可追溯自春秋戰國時代,當時因戰亂不斷、各國林立,出現類似今日國際關係之規則,例如各國「不斬來使」的默契,顯示當時各國即具有某種程度之「國際間」的規範,後因秦始皇統一天下,一切又歸於無有。

俟19世紀滿清末年,林則徐趁於廣州查禁鴉片時,託請美國醫生伯駕(Peter Parker)翻譯瑞士學者瓦特爾(Emer de Vattel, 1714-1767)之《萬國法》(Le Droit des Gens)其中有關「戰爭、封鎖、扣船」等三個章節,成為《萬國律例》,應是中國最早引進西方新型國際法者。後來中外雖屢有接觸並簽訂條約,但清廷官員並未著手翻譯其他西方國際法著作,1862年同文館設立後,聘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為總教習,開始翻譯美國學者惠頓(Henry Wheaton, 1785-1848)所著之《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修正完稿後於1864年(清同治3年)正式刊行,題名為《萬國公法》,為中國近代歷史中較完整的國際法輸入,惟就政治實際面而言,仍無助於改善清朝末年外國對中國之壓迫[1]

之後,1912年中華民國取代滿清政府成為中國的政府,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於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為創始會員國之一。嗣後中國發生內戰,大陸地區淪陷,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此後因兩岸政治因素,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際社會地位開始動搖[2]。囿於篇幅,本段所欲探討之我國國際法發展將以1949年作為始點,所稱之我國,則僅以目前法權所及之地為限,即目前位於臺灣地區(包含臺、澎、金、馬)之中華民國政府。

一、我國國際法發展現況及挑戰

我國政府來臺初期對於國際社會仍有高度的參與,此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之故,當時以會員國身分簽署了多項聯合國及其關聯國際組織之多邊條約。然而,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作出第2758號決議,決定我國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於是退出聯合國。此後,我國在國際上日漸受到孤立,國際社會對待我國態度亦開始擺盪。此點可從他國法院判決中得以觀察,近來最著名之案例應為2007年引起軒然大波的「光華寮案[3]」。座落京都大學附近的「光華寮」於二次大戰後為日本京都大學所租用,以之作為中國留學生宿舍。1952年,由中華民國國有財產局買下,交由留學生自治會管理使用,其中有來自臺灣與中國的留學生,於大陸文革時期兩者發生衝突,為親大陸的學生所佔據。1967年中華民國政府透過律師向京都地方法院提訴,要求中國留學生交出建築物。其中主要爭點乃,中華民國政府是否具備訴訟上當事人能力以及外交承認移轉之問題。日本京都地院及大阪高院均判決我國勝訴,1987年代表大陸的留學生於是上訴日本最高法院,卻遭擱置達20年之久。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終於作出決定,惟廢棄前審判決,發回京都地院重審。理由為,日本自1972年便已承認一中原則,對其而言,中國之國家名稱已從「中華民國」變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自不能代表中國進行訴訟而成為訴訟上當事人。如此見解等同否認我國政府之主權地位[4]

礙於國際政治現實,對外,我國無法加入國際組織及簽訂國際公約,被拒卻於國際社會大門之外,長期下來與國際社會疏離;對內,我國既毋須再擔負實踐國際條約之義務,政治實務因無外在壓力,對於國內法與國際規範之接軌工作於是變得消極,國內法制因此不易跟著國際規範進行同步修正,影響所及,國內行政及司法實務人員面對涉外問題時,對於外國法及國際法的適用顯得陌生,法律見解經常脫離國際規範現實。

(一)外部挑戰

  1. 雙邊條約與多邊公約

由於國家主權地位於國際社會中的不確定,我國對外關係發展經常受阻,不易簽訂條約。依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2條第1項亦規定,條約是「國家間所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不論其載於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亦不論其特定名稱為何[5]。」若沒有締約之相對國,則該文件僅為一國單方聲明而非條約。條約的締約國為兩個國家時,稱為雙邊條約(bilateral treaty);三個或三個以上國家稱為多邊公約(multilateral treaty)。條約雖被認為是國際法的重要淵源,但關於條約的締結程序、生效要件、解釋規則等等,以往多是根據國際習慣規則。不過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生效後,關於條約本身的國際法規則,亦可由條約規範。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國際條約,各國就公約規範的事情能有一貫的做法。但基於不同的傳統、文化與價值觀,某些事項仍難藉由公約統一規範,國際條約就規範調和之功能仍有其侷限性。國際法院1958年審理之「Netherlands v. Sweden案[6]」(The Boll Case),就是典型的案例。

2015年7月1日《條約締結法》終於公布施行,並將以往函釋、司法院釋字第329號之見解訂於條文中。惟有關條約之效力,第11條第2項雖規定:「前項條約,自總統公佈之生效日期起具國內法效力。」但就內國法與條約衝突時何者為優,卻未明文。然法務部於1988年11月19日作出的「法77參字第20108號函」解釋,從《憲法》第141規定之精神以觀,條約與法律有所牴觸時,原則上似宜以條約之效力為優。我國歷來若干立法例、法院判決及實務界解釋均持此一見解。惟若條約批准於法律公佈施行之前,而與法律之規定相牴觸時,是否仍應優先於法律適用,似值得研究。原則上,一國政府有義務不制定違反條約之法律,故在解釋上,應儘可能推定立法機關不願為與條約有牴觸之立法。

但就實務上簽訂雙邊條約方面,為迴避主權認知問題,必須繞道而行,以官方授權民間團體方式締結條約,例如近日剛簽訂之《台日投保協議》,即由政府授權民間組織所簽訂[7]。就參與國際組織方面,由於我國已非聯合國會員國,縱獲准加入,多非以「國家」身分參與,例如我國加入WTO即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作為會員[8];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大會亦如是。整體而言,從國際多邊公約的簽訂、與他國雙邊條約的締結,以及對國際組織的參與觀察我國之國際地位現況,我國遭國際社會隔離、孤立之情形可見一斑。

就多邊公約而言,我國所面臨問題便是即使積極參與簽訂多邊公約,也因為無法存放而不能完成締約程序,淪為單方聲明。例如,1967年10月5日我國簽署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09年3月31日並經立法院批准,然而遭聯合國祕書處回函拒絕存放[9],對於國際社會而言我國僅是為單方聲明,人權兩公約因此難稱為「條約」;其他像是《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已通過施行法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亦同此理。

  1. 兩岸協議

  2013年6月21日,兩岸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送立法院審議。2014年3月17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張慶忠認為《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送立法院備查30日未審議完成,即應生效。隔日,大學生及公民團體赴立法院抗議,並趁員警不備,進入並佔領立法院議場靜坐抗議,開啟長達23天的「太陽花學運」。抗爭結束後,兩岸協議之簽訂備受社會各界矚目,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至今尚未制定。其後,雖先後簽署《海峽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議》、《海峽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議》、《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並生效,但2013年6月21日簽署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及2015年8月25日簽署之《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迄今尚未生效。就此,兩岸協議之性質、立法院審議程序等問題,已成為重要法律問題。

關於兩岸協議之性質,學說上雖有「行政協議說」及「準條約說」之不同看法,但非屬「條約」或「國際書面協定」,自屬當然。司法院釋字第329號解釋探討憲法上「條約」之意涵、處理是否送立法院審議之問題時,認為:「…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訂定之協議,因非本解釋所稱之國際書面協定,應否送請立法院審議,不在本件解釋之範圍,併此說明。」就此,兩岸協議之相關規定訂於《兩岸條例》之中,第5條第2項規定:「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其內容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備查,其程序,必要時以機密方式處理。」

「行政協議說」認為,兩岸協議(《ECFA》)屬於《兩岸條例》所指「中華民國政府和其統治權所不及的大陸地區政府間接簽訂的行政協議」,非法律、預算或條約案。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條,兩岸協議(《ECFA》)程序上經「二讀」表決即可;且憲法第63所規定須經二讀表決的議案(戒嚴、大赦、宣戰、媾和、條約案)最多只就全案進行討論和決定。因此於程序上,兩岸協議(《ECFA》)亦無以逐條方式進行表決之理[10]

本書認為,兩岸協議之性質應以「準條約說」為妥。兩岸協議形式上雖不具「條約」名稱,但就其實質,兩岸協議就是兩個政治實體間的雙邊協議。不論所用名稱為何,只要內容涉及高權關係,即應比照「條約」之精神加以處理。因此兩岸協議之性質可能係於「一中」架構下,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所簽訂、內容符合國際法標準及性質規格的「準條約」[11]。若進一步根據《兩岸條例》第5條第2項及《條約締結法》第3條之精神加以分析,兩岸協議之內容若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國防、外交、財政或經濟上利益等國家重要事項」或「與國內法律內容不一致或涉及國內法律之變更」者,應為「準條約」。若否,則為「準協定」。當行政、立法兩院對兩岸協議之屬性和分類有歧異時,可由行政機關先行認定;若立法院不贊同,則立法院可依《憲法》第5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12]。就其判斷,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佈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因此,依照「準條約說」之精神,兩岸協議之何一方均不得單方修正或保留條約的內容,如果單方的國會對該條約作出任何修正,就等於是否決整個條約[13]。司法院釋字第391號亦指出:「…有雖經二讀,但實質上未作逐條討論即付表決者,此類議案通常為條約或國際書面協定,蓋審議時如對行政院提出之原案作條文之修改或文字之更動,勢將重開國際談判,如屬多邊公約,締約國為數甚多,重新談判殆無可能,立法機關僅有批准與否之權。」相對於此,得逐條審查、局部修改的議案是臺灣內部的議案,如為落實兩岸協議所發布或修正之法律、行政命令,包括內容有無牴觸憲法或法律、有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有無逾越母法授權。但兩岸協議本文並非臺灣內部的議案,牽涉的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就不應比照國內的法律案、預算案逐條逐項審查修改,而應比照雙邊條約採全案表決[14]

就談判實務論,談判是一個複雜萬端的折衝過程。對協商文本的任何「局部修改」,均會牽動全盤。國會刪除的文本內容,多為雙方妥協、交換的結果,若僅刪除對我方不利之內容、保留有利之內容,談判之另一方當然不可能接受。縱使國會是自認公平地「修改」協商文本,對方也不可能照單全收。因此,採全案表決,是國會審查兩岸協議的唯一方式。若國會認為,若有條款必須一步不讓、無論對價如何都不能允諾時,就應該將兩岸協議全案否決,而非逐條審議修正。

我國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社會地位日漸受到衝擊,目前兩岸關係直接影響著我國之對外國際交往,外交之路因無法完全操之在我,走起來也特別辛苦顛簸,我國人民所得享有的國際自由貿易市場空間及其附帶經濟利益也間接受到影響。儘管兩岸關係之定位在政治上仍為朝野所爭論不休,兩岸關係未來是否可持續和平發展無法確定,但不論如何,比起唐吉軻德式地否認彼此存在,今日兩岸制度性協商機制的恢復,讓兩岸事務的溝通管道重現,毋寧更切合實際,更有機會促成兩岸關係良性發展。

以德國經驗為例,德國從一開始堅壁清野的「兩德」狀態,隨者國際秩序的改變以及思想的解放,1972年兩德簽訂合約。這個合約的合憲性在1973年第一次引起重大的爭議,然而德國憲法法院最後作出解釋,定位國家現狀為「德國繼續存在」,即使在簽約後,仍不斷使用「全德國」(gesamt deutschlande)的概念來涵蓋東德與西德。儘管東德仍不承認西德的存在,可是這並不影響到兩個德國間的繼續交往,因為此即為事實上東德和西德之間,在德國內部關係簽署的合約。

綜上所述,兩岸協議之簽訂、效力及審議程序,其規範精神應可參照《條約締結法》之精神,惟如有因應兩岸事務之特殊性,就事前個別授權、事中參與及資訊揭露、事後監督等事項需要要制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協議簽署監督條例》,亦應盡速完成,以避免兩岸交流之中斷。

(二)內部挑戰

對外與國際社會之疏離關係影響我國政治實務,立法方面,因無外力牽引促其翻修或更新,法規範內容便經常與國際法脫節,或多或少顯得本位,再加上行政機關的僵化適用,對許多涉外案件往往產生不合理之法律適用結果。舉司法院釋字第560號之原因案件為例[15],大法官認為(舊)《就業服務法》第43條第5項限制未與外籍勞工同居於我國之眷屬,無法請領各種勞保給付之規定合憲。

的確,社會保險制度運作需國家財政予以支持,但對於國內經濟資源之優先分配與分享,我國法規範僅以「國籍」作為差別待遇的標準,是否與目前國際規範對外國人經濟自由權利的保障強度相符,值得探究。國際勞工組織《歧視(就業及職業)公約》(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之前言即明確宣示:「全體人類應不分『種族』…,有權在自由和尊嚴、經濟穩定和機會平等的條件下追求物質福利和精神發展」,至所謂「歧視」依上開公約第1條之規定則係指:「任何基於種族、膚色…的任何區別、排斥或特惠,其效果為取消或損害就業或職業方面之機會平等或待遇平等。」

我國既曾於1961年簽署承諾遵守該公約,自應尊重公約條文之規定,何況司法院釋字第549號解釋亦明文肯認國際條約之(憲法位階)規範效力,職是之故,筆者認為(舊)《就業服務法》第43條第5項限制外國勞工請領眷屬喪葬給付之規定應為無效;又聲請人既和其他本國勞工繳交相同之保費,亦依據我國稅法規定納稅,則我國勞工之眷屬於國外死亡可領取喪葬補助,外國勞工則否,顯然違反《憲法》第7條。

從此案例整體來看,自立法開始,就有納入國際法思維的必要,始能對內外持平立法;行政部門在適用法律於個案時亦須對國際法有所體認;而司法部門作為人民自由權利的守護者,除不可忽略對自己國內法律為深度認識外,亦應使自己的法律見解具有全觀的國際廣度。目前許多大法官解釋的內容對於國際公約均有所援引,值得肯定[16]。惟若對我國司法實務仔細探究,不難發現,我國法院在遇到涉外案件時,常因不了解國際條約或對外國法律文件的不熟悉而逃避適用國際法,這樣的現象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另外舉我國涉及公海船舶碰撞之涉外刑事案件「春日輪案」為例[17],從檢察官起訴、高等法院判決、最高法院判決,至發回高等法院更審時大多忽視了國際法與國內法規定不同所產生的管轄權衝突問題,且縱使基隆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更二審判決注意到國際公約相關規定,但仍舊無管轄權的案件作成審判。

其他類似案件則是2001年阿瑪斯號油污染事件,此案係我國《海洋污染防治法》於2000年11月生效後第一件跨國海洋污染案件[18],涉及我國就海洋污染案件之管轄權行使問題。屏東地方法院認定無管轄權裁定駁回原告(環保署)請求[19],檢視該院見解,無非採用「不便利法庭原則」,認為被告等人在我國並無住居所或營業所,並指出《海洋污染防治法》甫於污染發生前2個多月公布施行,實務上尚無適用其第33條之案例;且該法係參酌1969年《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立法例制訂,我國既非該等公約簽約國,就公約之審理適用較為生疏,勢必壓縮其他案件審理的時間及勞費,不符合中華民國人民之公共利益。本件相關證據及專業評估報告俱以外文做成,則審理本案調查證據時,勢必耗費時日就前揭報告做成譯文或訊問相關國外鑑定證人,如此不能使被告等人之訴訟上(要求迅速經濟裁判)權益受到保護,且難謂無就其必要防禦之不利益情事發生。此見解除決定我國不行使管轄權外,法院判決字裡行間顯然透露對外國法或國際規範適用上的迴避心態。

二、準超國界法律關係

(一)兩岸關係簡要進程

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於1912年建立之中華民國開始在臺灣生根,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府則在1949年於大陸成立。惟應注意的是,此乃「政府」的成立而非「國家」的成立。法律上(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只有一個中國,只是兩岸各自對「中國」有著不同的定義:在臺灣地區,稱為「中華民國」;在大陸地區,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政府來台後,我國立即進入戒嚴時期。起初是特殊之「分立分治」狀態,雙方對峙於臺灣海峽各一方。同時,延續先前於1947年所宣布之動員戡亂政策,到臺灣後,我國仍持續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叛亂團體,彼此敵意甚深有如「漢賊不兩立」。兩岸人民一切的交流與往來亦遭到全面禁止,原先兩岸人民間私法關係也因此中斷,如此政治情勢甚至成為日後解釋兩岸人民法律關係爭議之特殊考量因素(例如1985年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42號解釋[20])。

而兩岸緊張對峙的關係,自1987年我國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後開始展露緩和曙光,不久即開放赴大陸探親,開啟兩岸人民交流之門,彼此往來與互動也益加頻繁。1991年,李登輝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兩岸自此排除敵對狀態,兩岸人民於通婚、經商與親屬繼承類此私法上的互動也愈趨普遍,但政治上究竟該如何定位兩岸關係,當時仍有高度爭議。

由於人民交流需求提高,衍生出刑事上走私偷渡等犯罪,以及民事上文書查(驗)證、財產繼承與婚姻關係、經貿糾紛等爭議待解決,兩岸官方因民間壓力使然,於是打破「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局面,開始坐上談判桌商討兩岸人民事務之交流。1991年3月9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正式掛牌運作;1991年12月16日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也正式成立。經由各自政府授權,兩會以民間組織形式,代替官方作為兩岸的交流窗口,兩岸關係從此進入兩會協商的全新階段。

惟兩岸得以成立此般談判協商模式,仔細探究,無非是參考先前兩岸簽訂《金門協議》時的作法。1980年代中期,大陸東南沿海出現一股偷渡潮,臺灣內部開始出現愈來愈多的大陸偷渡客。我方政府除了開始設置「靖廬」等單位收容被查獲的大陸偷渡客等待遣返外,也採取「原船遣返」的方式處理查緝到的非法越界船隻。由於當時執法單位採取一種「封艙」的做法,將被遣返的大陸居民全部關進船艙內,再用鐵釘把船艙頂蓋釘牢,並壓上重物以防逃脫,結果不幸發生兩起大陸偷渡客遭悶死或船隻翻覆溺斃之事件,引起輿論。該等事件終促使兩岸突破政治對峙僵局,雙方以各自紅十字會的名義於1990年9月12日簽署《金門協議》。

協議內容包括四個要點:確立「人道精神與安全便利」的遣返原則,明確以「違反有關規定進入他方地區的居民以及刑事嫌疑或刑事犯」為遣返對象,商定以馬尾-馬祖和廈門-金門為遣返交接點,並確定了資料送達、復核、專用船使用、交接見證等遣返程式。《金門協議》雖是以紅十字會組織的名義所簽署,但實際上是半官方的接觸,是兩岸第一個具有官方背書的協議文件[21]

「執行海上遣返事宜」需要限制人身自由,當然是公權力的展現,但透過兩岸紅十字會來簽訂一紙《金門協議》,卻似乎成功避開了足以觸動敏感神經的『官方』二字[22]。協商過程中為避免主權爭議所展現之務實談判態度,特別具有意義,後來便作為海基會與海協會協商談判之參考典範。

海基會與海協會成立後翌年,即1992年11月在香港進行初步溝通,就一個中國原則之內涵為何,形成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並為隔年的「辜汪會談」奠定基礎。1993年4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海協會董事長汪道涵於新加坡進行第一次會晤,雙方簽署了《兩岸公證書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以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四項協議,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可謂完成,關係持續加溫似乎可期。

惜中華人民共和國因不滿前總統李登輝訪美,1995年6月片面中止原本即將進行的第二次辜汪會談,後又因我國總統直選,以及對岸進行對台導彈演練,兩岸陷入緊張關係,戰爭似乎一觸即發,原先成立的制度化協商機制岌岌可危,第二次辜汪會談也因此推遲至1998年10月因辜振甫率團訪陸始完成。儘管是時兩岸氣氛一度緩和,達成共識準備再舉行第三次辜汪會談,然前總統李登輝於1999年就兩岸關係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之論述,再度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第三次辜汪會談也因此受阻,始終未能成行。同時,兩會協商管道自此中斷,兩岸停止對話交流,後於陳水扁總統主政時期仍未見改善,大陸甚至通過《反分裂國家法》,藉以宣示其反對台獨之政治主張,兩岸關係持續僵化。

2008年,馬英九就任中華民國總統,提出「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兩岸互動概念,欲以「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協商原則,希望化解原先兩岸僵局,走出新面向,以建構長期、穩定、制度化的兩岸關係為目標。在經過多次連繫後,兩會同意重啟先前協商機制,於2008年6月12日在北京,由臺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以「江陳會談」方式就「兩岸包機直航」及「大陸人民來台觀光」兩項議題進行協商,中斷9年的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終告恢復。迄今,共舉行11次兩岸會談,並簽署共18項協議,例如2009年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2010年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rpo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簡稱《ECFA》)、2012年的《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等等,與兩岸人民利益甚為攸關。

從《金門協議》到最近之《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不容懷疑「人道」與「經濟」因素是促成兩岸關係進展的主要推手,這也適切說明,正視兩岸人民的實質往來需求,推動並檢討兩岸法制,讓彼此活動有所依循,將遠比圍繞在政治主權議題要來得有意義許多,因為兩岸人民私法關係的互動才是真正推進兩岸關係前進的動力來源。未來兩岸經貿交流勢比往日頻繁,兩岸人民間的法律爭執也勢必加增,若為執意在主權問題上爭執,忽略必要的法制建構,不僅有損於我國向來自許的自由民主憲政價值觀,對於我國與國際社會的融入也將帶來負面影響。

(二)視兩岸人民法律關係為「準超國界法律關係」

1991年4月30日我國宣布終止動員戡亂,同時通過首次修憲。以原有憲法條文仍有窒礙難行之處,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憲政運作為由,制訂《憲法增修條文》。其中,第第11條明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為兩岸關係之調整提供憲法基礎,在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名稱上被定位為「大陸地區人民」,與「自由地區人民」-我國人民相對。

1992年7月31日,立法者隨即制訂《兩岸條例》,用以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的經濟、貿易、文化活動及其衍生之法律關係,可謂是兩岸人民關係之基本法。後為因應香港回歸大陸,於1997年特別再制訂《港澳條例》,以規範及促進臺灣與香港及澳門的經貿、文化等關係,避免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混淆適用。

立法者另設《兩岸條例》、《港澳條例》,用意在迴避敏感之主權爭議問題,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是否為中華民國國民」之尷尬問題。惟在立法技術上雖一刀切得乾淨,但法律解釋上卻留下無限想像空間。2003年大法官做成釋字第558號,大法官在審查國家安全法有關人民入出境規定之合憲性問題時,曾對於「大陸地區人民是否為我國國民?」此一問題巧妙迴避,認為「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是法律就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設有限制,符合憲法上開意旨。」顯然未予正面回答。而截至目前為止,大法官對於領土及大陸地區人民的憲法定位問題,始終採取迴避的態度;總之,欲從大法官解釋得出大陸地區人民的法律地位,實不可求[23]

相較於大法官,負責具體個案審理的普通法院難有迴旋空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曾有判決對此給予明確的答案,判決指出:「按中華民國於西元1919年由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專制體制而創建,1949年即民國38年中國共產黨取代中國國民黨在大陸之政權,國民政府退據臺灣、澎湖、金門、馬祖迄今,從此,世界上出現了兩個各自表述的中國,即中國共產黨主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實際統治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臺灣海峽兩岸的政權均宣稱為兩岸之合法政府,彼此定位他方實際統治地區之人民為『大陸地區人民』及『台胞』,換言之,大陸地區之人民依中華民國憲法仍是中華民國之國民;惟因非目前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土地之國民,為此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有:『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等語,而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第1項亦明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從而,大陸地區人民非中華民國之外國人,而係適用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制定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大陸地區人民[24]

無論如何,儘管立法形式上劃分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以下統稱「大陸人民」),其實質法律地位究竟是比照「外國人」或「本國人」?或者都不是,而是地位次於外國人或本國人的「第三種人」?必須細究法律規範的具體內容來認定。

然而觀察司法裁判實務後,不難發現大陸人民(包含港澳居民),不僅未與臺灣地區人民享有同等權利,其地位甚至亦遜於外國人。倘若遇著法律規範中,對於大陸人民的歧視性待遇是立法者「有意形成」,還勉強可稱「幸運」,因為至少還有機會將立法者「明白公開的」意志攤開在陽光下,以今日平等原則來檢討此等法規是否仍合時宜。惟現實情況往往並非如此,立法者針對某涉外關係,於條文中通常僅以「外國人」來籠統指涉臺灣人民以外之人,純粹只是「沒想到」、「沒考慮到」大陸人民而已,非有意排除其適用;又或者,為迴避主權爭議問題,刻意在法律當中另採其他用語[25],結果此「無意之舉」卻讓國家機關(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大做文章:友善一點的,可能會說:「法無明文排除,應可適用於大陸地區人民」;政治顧慮多一點的,可能逕就表面文字為恣意解釋:「認為大陸地區人民,既非臺灣人,又非外國人,因此不適用某法或不能等同視之。」

同樣問題亦反映在修法方面,立法上通常只記得修訂「對外國人」規定,而忽略將《兩岸條例》、《港澳條例》,或其他相關規定併同檢討[26]。種種皆使得大陸人民之於外國人、本國人容易處於劣後地位,而這樣的「劣勢」未必「於(憲)法有據」。

固然對於大陸人民,究竟應該給予何種待遇?一般視之為「政策選擇」問題,按《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之規定,立法者對此應有廣大立法裁量空間,這也是大法官對兩岸人民法律關係通常不予以解釋的原因。而基於憲法要求,的確,我們在形式上,無法定位大陸人民為「外國人」,但不代表實質上不能賦予其與外國人、甚至與臺灣人民平等的法律地位。

陳新民大法官即曾於2013年司法院釋字第710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提到:「兩岸人民關係之授權,乃一種『價值中立』的憲法委託,是因為增修條文並未(亦不可)有任何歧視大陸地區或臺灣地區人民的立法授權。質言之,該增修條文規定並不可解讀為「歧視授權」,否則即會造成同一部憲法前後理念相互矛盾的結果……」因此,政策上應該如何「選擇」?不妨回歸其「人」之本質,當我們僅以「個人」(包括法人與自然人)視之,不究其出生或身分,在探討相關法律問題時,眼光會更為純粹。

我國學者鍾騏教授以兩岸關係發展為證,主張國際法理論應納入更多「實質內容」,針對各地實際狀況彈性打造其內涵,始能更發揮其功能。其中,特別引用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瑪莎‧費爾摩(Martha Finnemore)教授之言,指出目前國際法理論發展式微原因。費爾摩教授表示:

…現代官僚國家已經成為這是界唯一具有正當性的政治組織型態,其他各種政治組織型態都已經消失。帝國、殖民地、封建制度和其他政治組織型態都已經絕種,甚至在當代政治已經被認為是天方夜譚的政治型態。這不是一個達成某種目的或發揮某種功能的結果。……極端重視國家主權作為唯一具有正當性的政治組織型態,使得許多種類的政治衝突難以解決,也使得擁有自己的國家成為自我決定的前提要件。如果你不是一個國家,你在世界政治上就一點也不重要,而民族解放運動者瞭解這一點。由於國家主權是唯一具有正當性的政治組織型態,許多衝突成為全有全無的局面,如果能夠選擇其他政治組織型態,也許很多衝突將比較容易落幕。[27]

對此,鍾騏教授則回應:

…費爾摩教授所謂『如果你不是一個國家,你在世界政治上就一點也不重要』不符合兩岸關係自1987年以來的發展,臺灣已經是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會員,且兩岸之間有密切的互動,也簽訂了為數不少的書面協議,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不可否認仍有一些人認為『如果你不是一個國家』,你在世界政治上就一點也不重要。」如果國際法學界加強研究國際法所應具備的實質內容,也許能有助於檢視費爾摩教授的見解-『由於國家主權是唯一具有正當性的政治組織型態,許多衝突成為全有全無的局面,如果能夠選擇其他政治組織型態,也許很多衝突將比較容易落幕』-是否準確描述國際現實,如果費爾摩教授的見解準確描述國際現實,那麼國際法學界似應試圖減緩國際衝突全有全無的激烈對立。[28]

本書認為將兩岸人民法律關係定義為「準超國界法律關係」,便是「選擇其他政治組織型態,或許能夠減少衝突」的務實方向。稱「準」不過為迴避主權爭議之意,主要目的仍是鼓勵以超國界法「重視實質更勝形式」的思維,先跳脫僵化之國家主權概念,直接將兩岸人民的互動,單純視以「人」與「人」間的往來接觸,以理性、平等、務實的態度來面對跨岸的法律爭議問題。在法制檢討上須特別注意,除了《兩岸條例》與《港澳條例》所規範的內容外,其他一般法律也可能形成準超國界法律關係之問題,在檢討對外國人待遇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時,對大陸人民待遇亦應予特別留意。

(三)小結

其實兩岸人民間的法律問題,無非像在對我國的法治觀念下戰帖,也在測試我國人民是否真正完全服膺於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此等普世價值。在法制設計上對於大陸人民特別有所顧忌,暴露出來的其實是國人自我信心的不足,以及理性成熟價值觀的缺乏。就兩岸關係應如何定位及發展,筆者認為目前暫不急於為此問題作出決斷。但「法治」(rule of law)毋寧是重要指標,長遠來看,當兩岸的法律制度與社會發展趨同,均能充分有效實踐當代憲政法治國概念所蘊含之自由、民主、人權、平等之價值時,兩岸主權爭議將不會再是個問題,這也是筆者不斷強調化解爭議的關鍵在於「良制」(而非「兩制」)的原因。如以此為前提,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實無庸過度悲觀。

三、通盤檢討:制訂「多邊公約國內法化暫行條例」

我國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以先,基於會員國身分簽署了許多國際公約,並於國內法制化,諸如《殘害人群治罪條例》(1948年《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民用航空法》(1947年《國際民用航空公約》,即「芝加哥公約」)、《原子能法》(1955年與美國簽訂之《原子能和平用途雙邊協定》)、《核子損害賠償法》(1963年《關於核子損害民事責任維也納公約》),確切落實公約簽署國之責任。當時與國際社會接觸無主權爭議,對國際多邊公約之國內法化工作頗有助益。

自退出聯合國後,締結多邊公約屢受阻撓,為跟上國際規範,我國立法上仍基於自動自發精神將許多國際公約國內法化,例如《勞工安全衛生法》(國際勞工公約)、《勞動基準法》關於勞工工資優先於抵押權清償之立法(1949年《國際勞工組織工資保護公約》)、《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法域及大陸礁層法》(1958年《日內瓦大陸礁層公約》及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放射性物料管理法》(2001年《用過核子燃料及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安全聯合公約》)、《環境基本法》(國際環保文件)、《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1966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1979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2003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等之制訂;《傳染病防治法》(2007年《國際衛生條例》)等之修正。

另為因應加入WTO增修我國之《貿易法》、《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公司法》、《關稅法》、《菸酒管理法》、《石油管理法》(因應能源自由化,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全球溫室氣體管制)、《農業發展條例》、《政府採購法》等法規。然因與國際社會漸次疏離,對於國際規範,我國立法腳步無以避免略顯落後。

或有謂兩岸局勢實為我國進入國際社會之最大障礙,礙於兩岸分立關係,國際法發展目前實難拓展拳腳,立法方面欲趕上國際社會的腳步終究徒呼負負。的確,兩岸間的政治性問題非近期內可獲解決,但這政治現實仍不足以為我國法制脫節現象說項。既然國際社會的發展不會因為我國的缺席而停滯不前,逝者以矣,我們心態上應正視現實,著重於「目前可行的」,尋找方法使我國法律對國際法律規範急起直追。

為求與國際多邊公約順利接軌,2014年行政院頒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多邊國際條約及協定國內法化作業要點》之行政規則,但仍缺乏足夠之法律位階及明確任務。2015年《條約締結法》終於公布施行,效用上或有利於改善我國與國際社會長期以來的脫節問題,第11條第1項第1款但書之「但情況特殊致無法互換或存放者,由主辦機關報請行政院轉呈總統逕行公布」雖係考量我國之特殊境況,惟其僅具有確認條約之國內法效力的消極作用,仍無助於化解我國對外締結條約方面所遭遇的困難。在國際政治現實下,倘我國仍舊無以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具有締約身分或資格,此法即便順利過關亦恐難無用武之地。另外,只注重國際多邊公約末端,間接對於突破我國目前國際法發展困境仍舊無助。

惟條約的「形式締結」固然受制於人,對國際多邊公約是否進行「實質採納」,我國政府掌有決定權,正如於退出聯合國後,我國仍有積極主動將重要國際公約「融入」國內法之動作,這樣「主動」的態度乃促進國際法秩序和諧所不可或缺,2009年經立法院議決三讀通過之《人權兩公約施行法》即是重要的努力成果。

然不論是「公約施行法」之立法模式(以下稱「施行法模式」),固可實際上解決國際多邊公約或條約因未能存放致無以生效之問題,但國際多邊公約內容往往涵蓋甚廣,如欲國內法化,立法技術上有全面性、系統性的要求,不應單單只側重人權或經貿議題,其他諸如公共衛生、反貪污、環境保護、國際援助等項目上亦應予以關懷,如任憑局勢或主事者好惡作為挑選標準,未免略顯隨機,更何況如受未來國內政治因素影響,致多邊公約國內法化政策無以「蕭規曹隨」,更非我們所願。況且,一個多邊公約的出現,正如同國內修正法案的醞釀一般,中間必須經過好幾年、無數次的交涉與研討,始得形成,如對「過程」未有關心及注意,僅收割末端成果,將導致條約「空降」的混亂適用結果,阻礙我們對國際多邊公約內涵的完整理解,以及法律制度修正與法律解釋方面的預備。

為避免上述問題,建議立法者應考慮制定「多邊公約國內法化暫行條例」作為我國重返聯合國前之因應法案,在其架構之下,對於我國無法締結之國際多邊公約(尤其是立法性質的國際多邊公約),由行政部門主動扮演推動立法角色,以加快立法院的審議速度。2015年12月20日,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會員大會也呼籲政府及新國會於2016年第9屆國會新議期,優先完成「多邊公約國內法化暫行條例」之立法。

制定「多邊公約國內法化暫行條例」目的在於為政府各相關部門編列預算,行政機關亦得設置專門研析人員,負責追蹤國際多邊公約之形成發展進度、翻譯約文,定期與我國法規相互對照,以助其為法律修正案及政策之擬定。考量行政機關因最有可能是第一線面對跨國案件者,針對重要議題較具敏感性與機動性,較具掌握國際動態之動機,為減少掛萬漏一之情況,行政部門應即時提出單一法案[29]或包裹式法案[30]供立法院修正,甚至通盤檢討我國舊日早已簽署批准但尚遺漏法制化者。

另外,各政府部門單位應將收集的資訊公開流通於固定平台並定期更新,第一時間將國際多邊公約之制定進度及相關討論提供給個人或民間團體,除有利督促政府落實國內法化的工作外,因人民有機會參與過程、表示意見,法案制定工作勢必將更加圓滿、周全。

至於條約於我國之法位階與法效力爭議問題[31],在「多邊公約國內法化暫行條例」的架構下亦可獲得有效解決,因其主要是把國際多邊公約「實質融入」國內法中,由國內法直接實踐其宗旨,在我國產生「實質拘束力」。對於法律解釋者而言(尤其是司法部門裡的法院與檢察官),可避免經國內法化的國際多邊公約在適用上淪為宣示性條文;對人民來說,其更得直接援引作為請求權基礎,可有效解決「施行法模式」下國際多邊公約國內法化之法位階及法效力之不確定性問題[32]。此種「質」面向上的融合,有助消除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隔閡,亦是超國界法的一種體現。

整體而言,如能以「多邊公約國內法化暫行條例」替代「施行法模式」,將更足以竟多邊公約「國內法化」之全功,使我國法律與國際規範同步更新,更重要的是,日久必亦帶動我國人對國際議題之關心。

[1] 請詳參:丘宏達著,陳純一修訂,前揭註3書,第54-59頁。

[2] 就大陸地區治權的喪失,涉及國際法上「政府承認」之議題,從1949年「民航局中央航空案」可以略知梗概:國民政府在中共政府獲得英國法律承認之前,下令將當時隸屬於民航局的中央航空公司共40架飛機飛往香港啟德機場(當時為英國政府所控制),並轉賣給美商。後英國政府承認中共政府,中共政府於是向香港法院起訴主張承認之溯及效力,溯及自中共政府成立之日(1949年10月1日)生效,以國民政府轉賣當時(1949年12月12日)已非財產所有權人,無權變賣該財產,故買賣行為應屬無效。英國樞密院最高法院判中共政府敗訴,理由為:「一個政府對動產的買賣不受外國法院的審查,至於此種買賣是否為政府所服務的人民的利益是一個政治問題。承認的溯及既往原則只是使事實政府變成合法政府的行為有效,但不能使以前的合法政府的行為無效。」因1949年12月時英國政府尚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基此,國民政府於買賣當時為所有權人,有資格出賣其自己的資產。請詳參:丘宏達著,陳純一修訂,前揭註3書,頁351。

[3] 請詳參:黃居正,判例國際公法I,初版,2013年,頁91-99。

[4] 另一相反見解之案例為「Francois Parent, etc. v. Singapore Airlines Limited v. CAA案」。2000年新加坡航空公司(下稱「新航」)SQ006班機欲自新加坡飛往加拿大蒙特婁,中間停留桃園中正機場,於中正機場起飛時,該班機失事,造成原告Fancois Parent受傷。原告於是在加拿大魁北克法院對新航起訴請求賠償。新航認為飛機失事與機場的管理及航管人員有關,於是另行請求機場的權責單位,即中華民國交通部民航局負責。民航局於法院主張其為外國主權,認依加拿大《國家主權豁免法》(State Immunity Act)之規定,其應享有管轄豁免。新航卻以中華民國不具外國地位,主張無得享有豁免。2003年魁北克最高法院判決,以一個國家的法律地位並不當然等同於其政治及外交地位。行政部門雖然未出具證明書,但並非標記法院不得逕行認定。法院有權依據國際法的原則自行判斷中華民國是否為國家。而依國際法關於國家定義的檢視,中華民國有明確的領土、永久的居民、一個有效的政府,以及具備與他國交往的能力,因此在普通法上,肯認我國政府具有外國資格。

[5]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1969), Article 2(a): “treaty” means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States in written form and governed by international las, whether embodied in single instrument or in two or more related instruments and whatever its particular designation. 須補充的是,此處之條約仍僅限於國家、國際組織或非國家的政治實體相互間的國際協議;國家與個人或公司間的協定只是契約,並不具條約的性質。國際法院曾遭遇這類問題,英國認為1933年的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契約是國際聯盟調解後才訂立的,因此具有國際條約的性質,但法院卻拒絕接受這種見解,而認為該協定只是契約,國聯的調解並不能使它具有條約的性質,基於這個理由,法院判定其沒有管轄權。

[6]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5-1」,頁97以下。

[7] 台日投保協議之全名為《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有關投資自由化、促進及保護合作協議》,於2011年9月22日由我方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方交流協會會長簽署訂定。

[8] 丘宏達著,陳純一修訂,前揭註3書,第974-976頁。

[9] 可參見立法院第7屆第4會期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374號中外交部發函立法院說明人權兩公約批准書的存放情形,外交部委請帛琉、貝裡斯、聖文森、甘比亞四友邦常駐聯合國代表共同連署,將公約批准書及連署函親送聯合國祕書處。2009年6月15日,聯合國副祕書長兼法律顧問Patricia O’Brian正式函覆,基於1971年10月25日聯大通過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內之唯一合法代表」,聯合國秘書長無立場接受我國對人權兩公約之存放。

[10] 蘇永欽,ECFA該怎麼審?,中國時報,2010年7月1日。

[11] 另可參照:黃相博,從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歐洲穩定機制」判決──試論我國「服貿協議」之國會參與權與資訊權,憲政時代,40卷4期,2015年4月,頁469。

[12] 司法院釋字第329號張特生大法官一部不同意見書(1993)。

[13] 相同見解:劉孔中,國際協議與國會監督,臺灣法學雜誌,244期,2014年3月,頁6。

[14] 戴世瑛,兩岸協議的法制分析,法學叢刊,239期,2015年7月,頁136。

[15]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4-3」,頁88以下。

[16] 近期司法院解釋提及我國為國內法化之國際公約者,例如:第719號解釋提到《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國際勞工組織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約》。第719號解釋提到《歐洲人權公約》。第678號解釋提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及《聯合國所屬國際電信聯合會之無線電規則》。

[17] 請參照本書之「案例13-1」,頁185以下。

[18] 阿瑪斯號漏油事件之後,我國其後又發生多起油品或化學品之海洋污染事件,惟該等案件除其中三湖兄弟號化學輪之污染求償事件業經環保署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委聘律師進行外,尚未聞有相關法院判決。

[19] 本案經過乃屏東地方法院在進行一年多之審理後,於2004年6月間以該院無管轄權為由,作成屏東地方法院92年度重訴字第4號裁定,駁回環保署之請求。環保署不服,提起抗告,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3年度抗字第487號裁定廢棄原裁定。船東等人不服,提起再抗告,經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駁回再抗告,該案確定應發回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更新審理。據環保署之新聞稿,該署與阿瑪斯輪責任保險人於2006年間達成和解並撤回該件訴訟,我國法院因此未就該案之實體請求內容作成任何判決。關於「不便利法庭原則」,請參照本書之「案例7-2」,頁125以下。

[20] 釋字第242號針對《民法》第985條之重婚規定,考量「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期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事件,與一般重婚事件究有不同」,認為若撤銷此種「有長期實際共同生活事實之後婚姻關係」,將「嚴重影響其家庭生活及人倫關係,反足妨害社會秩序」,有違憲法第22條之意旨。

[21] 陳長文、陳純一、高玉泉、廖宗聖編著,中華民國與國際法-民國百年重要紀事,2011年11月,初版,頁124。

[22] 鍾騏,兩岸關係與國際公法理論間之關係初探,月旦財經法雜誌,21期,2010年6月,頁4。

[23] 李建良,人民與國家「身分連結」的法制詮要與法理探索,台大法學論叢,36卷4期,2007年10月,頁25。

[24] 參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訴字第4636號判決。案例選錄自李建良,同註46,頁27。

[25] 例如《民事訴訟法》第402條針對外國判決在台承認與執行,採取「判決承認」制度,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對大陸地區判決在台承認與執行則使用「裁定認可」制度。實則兩者內涵並無不同,用語之別僅為迴避敏感主權問題,惜最高法院未察,以文字用語之差異判定經裁定認可執行之大陸地區判決無既判力,造成原實體法律爭議再啟,立法者原本設計此一制度的用意盡失。請參照本書之「專題十二」,頁174以下。

[26] 例如2009年修正我國國際私法選法規則時,僅注意《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對外國人之涉外民事關係)之修正,卻未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港澳關係條例》中的選法規則(對大陸人民之涉外民事關係)併同納入檢討。

[27] Martha Finnemore, Norms,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Insights from Sociology’s Institutionalism, 50 INT’L ORG 325, 332(1996). 譯文引自:鍾騏,兩岸關係與國際公法理論間之關係初探,月旦財經法雜誌,21期,2010年6月,頁9-10。

[28] 鍾騏,同註50,頁10-11。

[29] 例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等之立法形式。

[30] 例如為因應我國加入WTO,一次性包裹修正貿易、智慧財產權、公司及證券交易、稅捐方面等相關法規。

[31] 所衍生爭議如人權兩公約與國內其他法律規範關係為何之問題,是否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又立法者可否再制定違反人權兩公約意旨之法律規範,以「後法優於前法」原則變向廢棄人權兩公約於國內之適用?

[32] 有質疑國際法因缺乏類似國內法體系的強制公權力做為違法制裁或後盾,只能稱得上是種實證道德(positive morality)或謂之為弱法(weak law),多邊公約國內法化暫行條例某程度上應可有效解決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