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學會活動 吳雨蒼:一眼看上去,這兒就是個武林—2013年7月荷蘭海牙和平宮紀行

吳雨蒼:一眼看上去,這兒就是個武林—2013年7月荷蘭海牙和平宮紀行

吳雨蒼
愛丁堡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
2014年3月19日

一、  前言

荷蘭海牙和平宮(Peace Palace)( http://www.vredespaleis.nl/index.php?tl=1)由四個組織構成: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http://www.icj-cij.org/homepage/index.php?lang=en) 、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 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363) 、和平宮圖書館(Peace Palace Library, PPL)( http://www.peacepalacelibrary.nl/ )及海牙國際法研究院(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HAIL)( https://www.hagueacademy.nl/) 。

 

在我要離開荷蘭海牙和平宮那天,回頭再看看和平宮最後一眼時,想到的是電影「一代宗師」中宮二(章子怡)的一句台詞:「一眼看上去,這兒不就是個武林嗎?」是的,待在那裡一個月後,還真有這麼個武林中人的味道。

 

 

………………………………………………………….(和平宮)

 

本文用意並非描述和平宮這些機構的功能或歷史,也非介紹本人於2013年7月所參與的HAIL課程,因為這些機構的網站都有充分資訊。HAIL的暑期課程內容每年都不一樣,每年講者的講授內容,都會全數出版在其出版品Recueil des cours (The Hague Academy Collected Course)。譬如2013年暑期課程中,國際公法課程主講人Prof. James Crawford(劍橋大學教授,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的演講內容,即將於今年4月出版成書,在Amazon網站已經有出版資訊。許多學校的電子資料庫,也可以取得該Hague Academy General Course的電子檔,Crawford此課程題名為Chance, Order, Change: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Law。

 

本文旨在簡介身處和平宮、感受國際法武林一個月以來的心得,也就是說,希望分享一些在公開資訊中比較看不到的東西,很多甚至只是個人一次性的經驗與感受。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我國學生申請前往和平宮,不論是前往和平宮圖書館研究或在法院或HAIL感受國際法的真實作用。

 

 

(註: 和平宮圖書館藏書及電子資料之豐富,唯有去過才能體會那裡真的是國際法學人的寶庫。)

(註:在和平宮圖書館,我遇到一位希臘來的學者,他說希臘因為債務問題,許多學校都停訂了諸多紙本和電子期刊。因此他要利用整個暑假,好好影印和下載他需要的文獻。我遇到他時,他已經買了第二個隨身硬碟。看他在下載與影印資料的樣子,只能用狼吞虎嚥來形容。這研究的困難或說窘境,在我們而言,真是完全不可想像。)

 

 

(註:和平宮圖書館服務之好,各圖書館員………………………………….(和平宮)

國際法相關知識之豐富,令人難忘。)……………………………………………………

 

對於學習國際法的我們,全世界大概唯有在荷蘭海牙,可以讓學子對國際法有這麼強烈的震撼感。在那裡,從諸多國際法武林中人身上,我看到的不是招,是意;我認識到很多人之所以會這麼傑出,是因為他會迷,他夠迷。

 

附帶一點說明,本文以簡單易讀為目標,因此有些文字、語言或人名都不附中譯。

 

…………..  

……………………………………………………………(和平宮)

 

二、  緣起及申請

 

起初想到是否要申請前往海牙的時刻,是在2012年秋,因為先請教了愛丁堡的老師Alan Boyle,好奇他參與的那個澳洲提告日本的捕鯨案,什麼時候會開庭?老師告知應該會在2013年夏天,於是他建議,若有興趣去現場旁聽,可以順便申請HAIL的暑期國際公法課程,並告知他1979年去過。

 

接著查了網路,發現有James Crawford要講授General Course,這是讓我毫不猶豫的誘因。據悉,當代國際法訴訟案經驗最多的前三強中,另兩位是法國的Alain Pellet(法國Université Paris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及美國Foley Hoag事務所的律師Paul Reichler(美國哈佛JD)。在HAIL期間,Crawford表示已經參與過將近80件各式各樣的國際訴訟案。

 

HAIL暑期課程的申請日程是由每年12月初到2月底。申請過程有兩階段。第一階段是要能取得參與暑期課程的一般資格,這個一般資格指的是,若能通過第一階段申請,會取得admission letter,然後必須要預付學費,告知HAIL是否需要代為安排住宿。這部份簡稱為「大班課」。因為每年大概有300位左右學員可以取得這個上大班課的資格。

 

 

講授General Course的講者(在2013年就是James Crawford),會從第1天講到最後1天,為期15天,一次講1小時。其他Specific Courses講者的課程都只有1週,也就是5天,一次也是講1小時。每個講者在每週某天,都會針對某個主題,安排一堂小型研討課。換言之,講授General Course的講者會有3堂研討課。基本上,非研討課部份要求所有學員一定要參與,研討課則隨自己意願。

 

每天早上,所有學員都要拿著一張進出和平宮的電子身份卡,接受警衛安檢,然後要在HAIL裡面打卡。若電腦紀錄缺席超過3次左右,HAIL有權不發最後的參與證書(Certificate)。這些課程不論是以英文或法文講授,都有同步翻譯提供。

 

第一階段的申請,是隨到隨審制,換言之,越早申請越容易入選。本人在一月初遞出申請,大約一週後收到admission letter。

 

第二階段的申請,是為了爭取那個超級難的HAIL證書(Diploma)。每年國際公法加國際私法兩個課程(本人只申請公法),各錄取300位左右的學員,最後兩個課程相加,每年平均只有不到5位可取得這Diploma。譬如,2013年我參與的公法課程,只有1人取得,私法有2位。HAIL的委員會(Curatorium)及最後的Diploma 4位口試委員若認為該年無人有資格取得Diploma,亦可從缺。

 

第一階段,開放給對國際公法有興趣的人申請,然而基本上要求至少需大學將畢業,且有修過國際法相關課程。據現場和不同國家的同學聊天所取得的訊息與印象,幾乎多數參與學員,都至少有碩士學位,或正在或正要讀碩士學位,可以是國際關係和國際法相關學位。

 

第二階段,是申請稱為Directed Studies的「小班課」。參與Directed Studies的目的,是為了取得最後能進到Diploma「筆試」的資格(這點下文會再說明)。此小班課並非強制要申請,但申請前提是已經取得第一階段的大班課資格。不論有沒有上小班課,繳交的學費均相同。

 

小班課分為兩組,英文組和法文組,每組大約是不超過25人,大概就是一般研究所課程的人數上限。每組都由一位該年度安排的教授帶著上討論課。

 

小班課的申請就有點麻煩,需要至少一封來自教你國際法的國際法教授的推薦信,且最好這位寫推薦信的教授曾經也參與過HAIL的課程,而且一樣要再次遞交第一階段的申請文件,如學位和成績單證明並要附上理由說明想要參與的理由(已接近是申請研究所差不多的程序)。然後是在4月底左右HAIL會以e-mail通知是否入選。

 

總之,這大概就是在300多人中,選出約50人。據悉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學員申請Directed Studies。

 

自2013年起,HAIL首次安排了有資格參與Directed Studies的博士生學員另一位教授,這個教授的功能,主要是給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人有機會取得另一種意見(second opinion),與自己指導教授不一樣的意見。也就是說,在3週內或之後,只要你有意願,可以跟這位教授面談或聯繫,討論你的博士研究的各種面向。在2013年,負責這個功能的教授,是荷蘭Leiden University的Freya Baetens教授,其博士論文由Prof. Crawford指導。

 

(Directed Studies小班課最後一堂課後的合照)

 

三、  課程準備及Diploma

 

課程開始前一個多月,大約在5月底會收到HAIL給我們一個個人的帳號與密碼,還有一個課程連結,所有上課資料都在這個連結裡面。除了小班課很多資料要在和平宮圖書館找,幾乎所有的文件都會以電子檔的方式放在該連結裡。

 

此外,會附上HAIL秘書長Yves Daudet (法國巴黎大學Paris I退休教授)的信,重點是說明,來這裡不是來玩的,請各位準備好再來。而且告知,取得Directed Studies資格的學員,這只是暫時的資格,是否真的能參與小班課,要看第一天報到後的筆試成績。這時會開始有點緊張,因為會想說,怎麼這麼麻煩,居然還要筆試過關才算數。

 

大班課實際上就是去聽演講,乍看似乎沒有太多可以準備,真要準備在有限的時間內恐怕也不夠用。然而,若說沒有太多可以準備,這話講的似乎也不是太公道。個人經驗是,透過這個行前準備的過程,可重新複習一些曾經學過的東西。

 

大班課中,最特別的,是聽各位主講者,尤其是General Course 的主講者Prof. Crawford,分析他所看到的國際法世界,與聽他看他如何解析國際法議題、解讀尚未解決的灰色地帶、分享他的訴訟經驗;還有很多會感到頗幽默的笑話,或是消遣一些國際法學者或國際現狀的話。

 

( Prof. Crawford主持大班課第一週的研討課,主題是Stability and creativity in the ICJ : case concerning the Gabčíkovo-Nagymaros Project)

譬如,因上課期間也正進行澳洲對日本的捕鯨案言詞辯論,身為澳洲人的Crawford也是代表澳洲政府的lead counsel(每個訟案當事國律師團內部,都會自然產出一個leader,有點類似律師團主席的角色,多半是由此人來找其他律師,還有分配每個律師的工作,但各種訴訟策略選擇的決定權多半還是在該國政府),那第一堂課進行時,正好是國際法院言詞辯論的空檔時間,不論是日本或澳洲律師團的律師和教授都捧場去聽Crawford的課。

 

因此Crawford在演講一開頭,就開玩笑說:「很多人質疑許多國際法律師到底相信什麼,到底有沒有中心思想,怎麼好像什麼議題都能辯。好比坐在前面的這位Alain Pellet,我知道他昨天中午去吃了日本料理,他一定也點了鯨魚生魚片。」(Pellet是日本律師團的lead counsel)語畢,很多人都笑翻了。

 

但放眼望去,你也會注意到,有些學員不能理解這到底有什麼好笑,若各位不知道這兩人曾合作或對打過的訴訟案,甚至不知道就在隔壁棟的法院,當時正在打這場捕鯨案官司,就不會知道笑點在哪裡。

 

此外,在之後第六堂課中,Crawford諷刺所謂的國際現狀有時不夠實際,至少可說是有瑕疵的。他請問大家,若今天Palestine, Kosovo, Somaliland和臺灣的總統坐在一起開會,彼此都承認對方為一個state,請問你們要怎麼解釋這個現象?這到底在國際法中可以算什麼?大家又是一陣笑。

 

( Crawford講完最後一堂課後,秘書長Daudet上台與其握手表示感謝,全場學員起身鼓掌)

 

在第一天傍晚時,取得小班課資格的學員會有一場3小時的筆試。去年主持英文組的Patricia Galvão Teles(葡萄牙Autonomous University教授,現任葡萄牙駐歐盟法律顧問,瑞士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國際法博士)和法文組的教授Samantha Besson(瑞士Fribourg University教授,該校的國際法博士)連同秘書長Yves Daudet,他們都一起出席說明這個考試的作用。令人很意外地是,Daudet會委婉地說,每年都有很多學員,申請時的文件看起來很漂亮,推薦信也將他形容的很厲害,但實際上,程度不是這麼好,所以這是必須要有這個考試的原因,目的是用以篩選掉一些人。同時Daudet秘書長宣告,若你申請Directed Studies被拒絕,也希望你可以來參加這個筆試,只要你能證明過得了關,我們還是會讓你參與。

 

總之, Daudet和兩位老師都會先告知,若今天沒通過筆試無法參與小班課;或之後沒有取得Diploma筆試資格,或根本無法取得Diploma,千萬不要灰心喪志,因為這是HAIL的傳統,他說就是要弄的很難。Daudet也說,他當年有取得Diploma筆試資格,但臨陣脫逃放棄不考,因為他想說他要當教授,若失敗沒有拿到Diploma,怎麼好告訴學生他失敗的經驗。那位Galvão Teles教授也說他來過兩次,第一次根本不敢申請Directed Studies,第二次有申請,但是沒有取得進筆試的資格。

 

然後會說很多當今著名的學者也沒有拿到Diploma的例子,譬如會說Pellet當年來過也都沒有拿到Diploma。我有聽Crawford的幾位學生說Crawford也有來過HAIL,當年也沒拿到,但這個就是未經Crawford親口證實的。只能說從HAIL網站上標示有拿到Diploma的英雄榜中,真的是沒有Crawford的名字。

 

我也在現場問我的老師Boyle,他也說他當年沒有拿到Diploma。只能說,能拿到這個Diploma是一個國際法圈子的特殊榮譽。去年唯一得到國際公法課程Diploma的學員,在口試後由秘書長宣告是他得到Diploma時,他都流下男兒淚了。最後頒獎時,全場用歡聲雷動形容一點都不誇張。

 

四、  Diploma競爭過程

 

第一天的筆試考3個小時,用HAIL發的紙,手寫5頁,可以有註釋,要求要有簡目綱要,再寫本文。約有80多人參與,可自由選擇以英文或法文撰寫。字體端正是最起碼的要求。

 

去年的題目是:”Is the Alleged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 Real Problem or Just a Myth?”我記得寫完後都快要晚上八點多,有種快累死了的感覺。重點是,當題目一用投影機打出來時,有點驚訝,這其實是2009年Diploma的筆試題目。

 

每年的Diploma筆試題目,都是由講授General Course的講者出的。2009年的General Course講者,是前國際法院的德國籍法官Bruno Simma (自2006 年起的Diploma筆試題目都公佈在HAIL網站內)。當年的筆試題目是”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Prolif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A Real Problem or Artificial Debate? 不知道各位覺得如何?這根本是同樣的問題!

 

總之,兩天後週三上午秘書處以email通知,我過了,可以去上Directed Studies的小班課。那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因為表示至少有約30多人被刷掉。

 

小班課在3週內的下午,表定是上6次,也就是每週2次,一次2小時。但實際上,去年多上了一次,因為有一堂課的議題沒討論完,就再安排一堂課。且因討論熱絡,幾乎每次都多討論了半個小時。

 

小班課的模式其實就是一般歐美研究所的討論,各次主題由該年度英文組和法文組的兩位教授安排,通常決定前也會與General Course的講者討論要安排什麼主題(在去年就是Crawford),每年都會有變化,目的都是為了準備,或說篩選出誰可以去考最後的Diploma筆試。

 

但在3週內,要進行這麼多上午及下午的課,還有很多大使館、國際刑事法院、南斯拉夫戰犯法庭,還有各種國際組織的參訪邀約,還有和同學的交際,整個過程只會感到時間不夠用,包括各種文獻和case law怎麼念都念不完。

 

一般說來,秘書長表示,每年最後可以參與Diploma筆試的,大概是8到10位左右。也就是說英文組法文組,平均各取4到5位。我們最後是有9位被告知可以參與Diploma筆試。其中英文組含我有5位,4位法文組。

 

也許各位會想知道這9位的基本背景,英文組5位中,一位是剛在6月自希臘雅典大學取得國際法博士的年輕學者,其他都是博士生;我之外,剩下3位分別來自英國劍橋大學,英國University of Hull,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法文組4位,分別來自德國海德堡大學、加拿大的McGill大學、瑞士的日內瓦大學及法國巴黎第二大學。

 

但最後有幾個人真正進行到Diploma筆試呢?只有4個,為何如此下文會再解釋。總之,有資格口試的只有兩個。而拿到Diploma的,是來自劍橋大學的這位巴西人。

 

先回到第一天的筆試。有人覺得不滿,有人會覺得自己寫很好怎麼會被刷掉,有人會想知道到底是哪裡寫不好被刷掉。於是兩位主持小班課的教授,會給有疑問人一對一約10分鐘的時間,跟你解釋哪裡寫不好,哪裡有進步空間。

 

但他們不會給學員看真實的分數,考卷也不會發還,只會告訴你過了沒有。至於第一天的考卷由誰評分?就是每年主持英文組和法文組的兩位老師,還有上General Course的講者,以及秘書長,4個人分別改,然後平均分數。然後他們會決定誰應該被刷掉。

 

然後開始進行接下來7次的研討課。從第一次的討論課中,便可知大家都是有備而來,一開場是每個人簡短自我介紹,然後就開始進行討論。討論過程挺熱絡,有時用激烈來形容不為過,各位可想,20多人要在2小時內討論一個主題,每人都要講到一段話也沒有多少時間好分。

 

此外,每次大概會有一到兩人做一個個案或書評的簡短口頭報告,當作該次討論的引言,時間要求不超過10分鐘。因此各位可知,不可能每人都有機會報告,所以簡報不是用分配的,要報告是要主動爭取,或說用搶的。

 

我搶到的報告議題,是關於愛爾蘭告英國的MOX Plant cases(Prof. Crawford為該爭議於PCA仲裁庭的仲裁人之一,多位ICJ捕鯨案律師也都參與過該案。該爭議在PCA、國際海洋法法庭ITLOS、 歐洲法院ECJ,共3個法院中產生4個訟案),而那堂課的主題,即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小班課的學員,大多數是歐美學校的國際法博士生,也有幾位外交官,和國際組織的法務官員,但不論來自何國,所有人都有至少一個國際法碩士學位。當然美國來的就比較特別,有幾位是只有一個 JD學位。

 

前兩週週末,兩個小班課的學員,會分別接到主持老師的email,或者,老師會當面告知一些人,說你的表現不夠好,有些人會被直接告知說他應該是不能入選考Diploma筆試。於是乎,會有幾個同學知道已經沒有希望考Diploma後,就不會繼續參與。

 

據說並非每年主持小班課的老師都會這樣警惕人,有的年度,主持老師就是在最後一週宣告誰入選去考Diploma筆試。

 

本人在第一週末,也被告知若不積極發言,即便我第一關筆試成果不錯,也不會被考慮推薦考Diploma 。實在不是我不想,第一週真的搶不到幾句話講。有些人想要那Diploma的積極態度,實在嚇人。然而,大凡人都想試試自己的極限,於是第二週開始,我就開始也搶發言,跟他拼了。

 

總之,在第三週週二,最後一次上小班課前,我們9位被告知有資格考Diploma。然後隔天必須決定要不要考。因為HAIL秘書長、秘書處的秘書,和兩位英文組和法文組的老師,在一間教室中,跟我們再三說明,並一直勸退,勸退的態度讓我都覺得好像太誇張。

 

他們的理由,除了要我們知道,就算不過,也不是什麼人生的大挫折,也要我們思考,今年出題的是Crawford,口試委員也會有他,我還記得,Daudet秘書長都說,Crawford參與過的那些訴訟案子,比很多國際法院的法官還多,他都無法記得這麼多case。Daudet認為要是他今年考,他也一定考不過。整個態度似乎就是要我們不要考。

 

那時只是想,這裡幾位候選考生,論國際法學習年份,我最嫩,英文也非母語,真是運氣好到這樣!也不知道若下次來能不能入選考Diploma,短期內也不會有閒錢或閒時間再申請來一次(有人來過大班課很多次,但根據考試規則,若有考過Diploma筆試和口試,失敗後就不能再考,一人一生只有一次機會)。

 

最後在那教室內,要我們舉手誰要考,誰要放棄。我第一個就舉手說要考,機會難得怎麼能不考,搞不好矇到一個Diploma!然後,5個人放棄。最後考的是2個英文組,2個法文組。4個人都被說,勇氣可嘉。

 

至於放棄的理由是什麼?簡單講,就是覺得不會過,不想浪費這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或說,不想失敗。

 

隔日下午便進行筆試,筆試由秘書處準備電腦考試,電腦文書格式都已設定好,且沒有網路。每人會拿到題目,不能寫上姓名,只能寫考卷上的號碼,因有4人參與,所以考卷號碼就是1.2.3.4.。我拿到3號。考試教室就是英文組小班課教室。

 

在考試前,秘書長再問了一次,說想要放棄的,現在是最後一次機會。沒有人放棄,於是開始考。作答時間5小時,最多寫5頁,約是2千字。可以寫註釋。一樣要求先寫上論述大綱,然後接本文。考試題目是In What Sense and to What Purpose is International Law a System?

 

筆試時只可以帶3種文件入場:聯合國憲章,國際法院規約,及維也納條約法條文。後來才知道,法文組兩人也都是用英文作答。

 

 

………………..(Diploma筆試前)…………………….( Diploma筆試結束,秘書處秘書幫每位考生

……………………………………………………………………………..各拍下一張離座前的照片)

 

考完後,秘書處的秘書會將考卷印出4份,彌封在4個牛皮紙袋中。考試安排的非常舒服,秘書處會提供各種茶水咖啡與點心,也有一位電腦技術人員與秘書處的工作人員在現場提供需要的協助。

 

然後在週四下午,4人被要求到小班課教室等宣判誰能入選口試,可能一個都沒有,也可能4個都能進口試。這時4位口試委員,就是Crawford, Galvão Teles, Besson和秘書長都已經坐定位置。由秘書長當庭宣讀誰入選口試。

 

因為口試是當場宣讀誰能入選後,馬上接著進行。而且,口試是開放給所有暑期班學員旁聽。現場氣氛有夠緊張。緊張的原因倒不只是有Crawford在場,而是至少70人將口試現場擠的水洩不通,很多人都是用站著或席地而坐。

 

另一個緊張的原因,是在將近3週的過程中,大家都會慢慢知道,不只小班課的學員國際法學經歷頗豐,也會知道,在大班課中,其實也有不少人,他們早已經有國際法碩博士學位,也有的是世界各校的PhD, JD或LLM畢業生和在學學生(但我沒遇到有或正在念美國SJD或JSD的);也有在聯合國週邊組織和各國外交部負責國際法事務的實務界人士,也都來旁聽口試。在那宣判誰能入選幾分鐘前,真的會緊張到不行。

 

然後秘書長Daudet宣讀,入選的是2號和4號考生。大家鼓掌拍手,4位會像奧斯卡得獎者一樣,互相握手擁抱,鼓勵打氣。然後就直接進行口試。

 

 

……(Diploma口試前,旁聽學員開始入場)…………..(Diploma口試委員就座,每人桌前

………………………………………………………………………………..都放有考生的筆試考卷)

口試先抽題目。共有4個題目,一人抽一題,抽出後,向大眾宣讀題目。然後秘書長會帶口試學員前往他的辦公室,會有30分鐘做準備,準備口試時,也只能帶那3份筆試時可以帶的文件。然後入場後,有10分鐘講這個抽到的主題。

 

第一位是劍橋大學博士生,他抽到的題目是pre-emptive self-defence。講完10分鐘後,直接口試,4位委員都會問問題,約問30分鐘。

 

口試題目,沒有任何範圍,也可以跟你剛剛才講過的題目一點關係都沒有。一般說來,口試題目會根據筆試時,考生作答的內容或說缺漏相關。他們就是要測試口試生知識的廣度與深度,及答辯的台風,與提出的證據。

 

老實講,口試的題目,我大概只能聽懂一半,也就是說,我大概只能回答這一半的問題,也因此只能記下一半的題目。尤其Daudet秘書長知道兩位口試生都會法文(但此兩人的母語皆非法文),因此他是用法文問兩位,我根本就聽不懂Daudet他問什麼。

 

Crawford問這位劍橋學生的問題,是在國際法院Gabčíkovo-Nagymaros Project (Hungary/Slovakia)的案子中,兩造的行為,可以算是pre-emptive self-defence嗎?還有,pre-emptive self-defence和countermeasures有什麼關係?並請他舉例說明。

 

Galvão Teles是問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關於外交保護的討論,請問他認為國際法委員會提出的草案合不合理?哪裡不合理?

 

Besson的問題我不是聽得很懂,好像是跟國際法院和法庭的訴訟程序相關的問題。這個題目雖然我沒聽懂,但他應該是答的不錯,因為他提到當時正在庭辯的捕鯨案,第一次讓兩造使用交叉詰問專家證人的程序,至少表示他知道這個發展。

 

然後第二位考生是海德堡大學的博士生,他抽到的題目是complementarity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rawford問他這個complementarity principle,在一些非洲國家的發展是什麼?(近日才知道,這問題可說是Crawford一位學生Sarah Nouwen的博士論文,已經出書,現已任教於劍橋大學)

 

此問題,該生想了很久,講話都發抖了,Crawford看出他應該不是很有相關知識後,就說算了,說forget this question, I ask another one…然後這位學生可能嚇到,Crawford知道他太緊張,再說一次,forget it, ok…..請他不要再想這個問題。

 

於是Crawford再問,國際人權條約的保留條款,和其他多邊條約的保留條款有什麼性質上的差異?很不幸,大概他真的也不太清楚這個議題,於是很勉強地擠出一些條約法的概念後,終於說出,I don’t know……那個壓力有多大呢?我想大多數人在那瞬間,想的應該都是:「啊,完蛋了!」

 

然後Galvão Teles問他complemetarity principle和universal jurisdiction有沒有衝突?universal jurisdiction在國際刑法的領域中到底有多少國際實踐?然後是舉出幾個我沒聽過的國際法文件和案子,所以後續的問題我沒聽懂。

 

Besson問他的題目我還是沒聽懂,但是應該是與爭端解決相關的議題。(我後來才知道,他一直都有講授國際爭端解決的課,不過就算事前知道,恐怕也無從準備起)

 

口試過程的觀察,我認為兩位口試生都答的不是這麼順暢,都很緊張。題目個個都是超級難。我當時就想,若隨機找一個國際法教授來問,都不見得能回答,更何況是博士生。也就是說,即便我能入選口試,必敗無疑。

 

然後秘書長請所有人離場,說他們要進行deliberation。大約一個時候後,秘書處秘書請兩位口試生和旁聽人再次入場,然後宣讀決定,由第一位劍橋博士生獲得今年國際公法暑期班的Diploma。現場就是一陣歡聲雷動。然後大家都恭喜得獎者,也給沒得獎的另一位打氣加油,說他已經超強了。每個人都說要是自己上場也不會答。

 

 

(由左至右為   Prof.Crawford 、劍橋大學博士生…………………(Diploma)

及Diploma得主Lusa Bordin 、秘書長Daudet 、

海德堡大學博士生Rauber 、Prof. Galvão Teles、

Prof. Besson)

 

有趣也感到很有誠意的是,Crawford, Galvão Teles和Besson三位教授,分別向我們2位筆試落選的,簡短解釋我們哪裡寫不好,譬如說我引用的case law不夠多,亦不夠明確,有些關於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討論,和題目不能說密切相關。秘書長則是鼓勵我,說好幾年沒有看到亞洲學生進到最後筆試這關。

 

 

 

五、  國際法院聽講經驗

 

回到一開始申請HAIL的興致,是想去旁聽捕鯨案。而想去聽捕鯨案的誘因,又來自曾跟Boyle老師去旁聽過他參與的 ITLOS第16號的孟加拉對緬甸的海洋劃界案。可以這麼說,對國際法的強烈感受,還真是來自現場。

 

 

( 國際法院開庭前的日本律師團及旁聽的多國…..(國際法院開庭前的澳洲律師團及旁聽的

………………………. 外交官)……………………………………………………..多國外交官)

因為去年的捕鯨案和HAIL課程的時間有重疊幾天,因此我在HAIL開課一週前就到海牙。Boyle老師和另一位Harrison老師都是日本律師團的律師。所以在去之前,在課堂中,對於這個案子的背景和爭論點,都有一定的理解。況且,Boyle一向要求學生,若要去現場聽,請做好功課,做好準備,不然不只聽不懂,也浪費時間浪費錢。

 

在現場的強烈感受可以經由幾點說明:

 

首先,因為至少看過了兩造的memorial and counter memorial,會約略知道,每個案件中,兩造的弱點大概在哪裡,因此從庭辯中,會有第一手的反應,會去思考,究竟各個律師的論點,和提出的證據,能不能說服自己。還有對許多沒有想過的論點和兩造所提出的支持證據,會感到驚訝與讚嘆。

 

第二,因為有國際公法訴訟經驗的圈子很小,且他們多半在不同的案件或諮詢過程中,就已經合作過非常多次,彼此對彼此的專長、習性,甚至對彼此帶過的學生,不是熟悉就是有印象。

 

舉例而言,在ITLOS孟加拉對緬甸的畫界案中,孟加拉有James Crawford、Alan Boyle、英國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的Phillipe Sands, 美國的國際法律師Paul Reichler等人。而對造的緬甸,則有Alain Pellet,Michael Wood(英國外交部前法律顧問)等人。

 

然後在捕鯨案中,日本的律師有Pellet, Boyle, 牛津大學的A.V. Lowe、加拿大McGill大學的Payam Akhavan等人。澳洲的律師則是Crawford、Sands, 日內瓦大學的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等人。只要隨便查查,就知道他們已經在不同個案中,合作或對抗了很多次。 Oscar Schachter在三十多年前,就稱這個現象是”invisibl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lawyers”.

 

這個invisible college的現象,反應在有些人在現場碰面或見面時,會很快地用同樣的國際法語言,去討論「一點點」相關的案情。之所以說一點點,是因為正在進行的案子,通常國際法律師不太會跟你講太多他們的訴訟策略或曾經考量過的策略。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庭辯空檔時,老師他們也會介紹對造的律師和國際法教授讓我們彼此認識一下。這個過程時間都不長,因為畢竟訴訟的步調仍舊是緊湊的。但從交談中,可以了解他們大概是怎麼想這些訴訟問題。

 

第三,讓我對這個invisible college的作用感受強烈的原因,還有來自現場的外交官與各個學校國際法教授帶的學生,或曾經帶過的學生。在任何一場國際訴訟中,都會有許多外交官參與旁聽,而通常這些外交官都有一定的程度的國際法背景。尤其在海牙這個國際法院與法庭之都,來旁聽的各國外交官,有個國際法碩士或博士學位,並不是件太意外的事情。舉例而言,泰國駐荷蘭的大使Veerachai Plasai就是法國巴黎大學(Paris I)的國際法博士。

 

在捕鯨案中,可以知道,兩造外交部在現場的諸多外交官,都至少是其中一位律師曾教過的學生,因此他們合作起來相當順暢,也沒有知識斷層或溝通困難。我們同時在HAIL上課的學員,也有一票這些老師律師的學生在場。

 

進一步講,不知不覺地,你可能會有機會被引介並知道,譬如某法官的助理,也是英國、美國或法國其他學校的校友。若有法官是你的學校的校友,也會有機會與該法官私下聊天。

 

這些聊天多半就是第一手的法院內部或兩造的訴訟情報,總是有人會不經意講了一什麼。舉例來說,有人便認為日本外交部的其中一位外交官對日本方起了很大的情報作用。因在捕鯨案開始後,他便辭去擔任日本籍法官助理的職務。而他因為在國際法院已經待過幾年,就會特別清楚法院的程序,還有各個法官的為人與對議題的某些傾向。這點和國內法院的訴訟攻防,或者律師對法官的算計,情況都頗類似。

 

再者,某國外交官告知,他們在之前某訴訟案開始後的幾年間,只要國際法院開庭,他們就派有國際法背景的外交官去旁聽。不只在母國總部已經研究過近年所有的相關法院判決文件,口頭辯論紀錄,也在現場紀錄所有法官在庭辯過程中,對於每個律師辯護時的反應,真的是做到一顰一笑,甚至愛睏或不以為然的表情都紀錄下來。這些資訊都是為了研擬訴訟攻防策略,計算使用什麼策略會獲得法官青睞。一般說來,兩造律師團,都會去計算在每個論點上,使用某論點,可能會獲得幾個法官的認同或反對。

 

換言之,在現場可以取得的情報,只要有準備,敢開口問,都能學到很多課本和網路上學不到的東西。諸如大概請一個國際法律師有多貴,或者知悉到底一個國際法訴訟,在每一個國家外交部進行策略選擇的模式大概是怎樣。

 

有個非常有趣的經驗,乃因為Crawford他一邊要參與庭辯,一邊要在隔壁棟的HAIL講課,所以有時候他要兩邊趕場。有天我為了要在他課後衝去法院旁聽澳洲方的辯護,我提早一點離開講堂(因為旁聽席有限,所以去法院旁聽要去警衛室換旁聽證),我換好證後,看到年邁的Crawford也和我一起往法庭內衝,然後因為兩人到時已經晚了幾分鐘,澳洲方發言正要開始。Crawford和我進場後,他也不好意思往前面律師席坐,就和我一起坐旁聽席。當他看到Sands在攻擊日方論點時,也會有得意地對我笑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始終是個謎的,是像這種超級忙碌的國際法教授,他們又要教書、又要研究寫作、審查書籍文章、又要打官司、又要家庭和休閒娛樂兼顧,到底時間是怎麼管理安排的?

 

另外有一個問題是,是否在HAIL的上課期間,一定會有法院開庭讓學生去旁聽?答案是不一定,這完全是看運氣。

 

(於國際法院內的紀念,照相的位置亦為國際法院法官們照團體照的地方)

 

六、  參訪其他法院、國際組織與大使館

 

HAIL在上課3週內,會安排一系列的參訪活動,也會有些額外的講座,請一些法官、實務工作者和學者對談某些議題。譬如Crawford就有另一場講座是談在PCA的Abyei Arbitration。

 

也有些學員,因是各國家的外交官或政府官員,因此有管道會自己安排一些拜訪相關組織的活動,並會詢問同學有沒有興趣一起去。包括去國際刑事法院、南斯拉夫戰犯法庭、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Europol, Eurojust等國際組織,還有數十個各國大使館的邀約。

 

對於沒有上小班課,只去上大班課的人而言。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有參加不完的活動。大使館的邀約通常有人數限制,大概是8到15人左右為大宗。所以是採登記,先選先贏。

 

通常對於比較有國際法知識或對某些個案有興趣的人,會去曾經有過或現在還有國際法院訴訟官司的大使館。譬如尼加拉瓜大使館就很熱門,我想去都搶不到位子。此外,據悉每年開放給學員參與的大使館都不太一樣。大凡比較大的國家的大使館都會有一定時間讓學員去參觀。

 

因為要準備小班課,實在時間不夠用,因此我只和同學去了南斯拉夫戰犯法庭,和某法官有過約一個多小時的對談。此外旁聽Karadžić案質詢嫌犯大約半小時,但因沒有關注過此系列案子,所以聽也聽不太懂。

 

此外,HAIL也會在第一週,安排前往海牙市政府參與海牙市長的歡迎酒會。為了這些正式場合,基本正式服裝至少要準備一套。

 

七、  交際

 

在HAIL最有名的安排,就是第二週週末在海牙海灘的beach party,當晚可以看到這幾百人聚在一個酒吧中,聊天、喝酒、跳舞,有些學員還因此會陷入熱戀,很是有趣。

 

 

…………………………………………………..(海牙beach party)

 

這個部份我想要分享的經驗,是來自一個問題,就是,在三週內,有三百人在此,你要怎麼運用有限的時間交朋友?

 

即便用簡易數學計算,也知道一週不可能認識一百人。含糊的講,交朋友一切靠緣份,有道是:「世間所有相遇,都是久別重逢」。但對正在念博士班的研究生而言,交朋友的方向其實是比較明確的。

 

首先,大凡正在念博士或已經有博士學位的,都會對大學剛畢業的,或正在念碩士的學員比較沒興趣。一來,在很簡短的對話中,彼此就會知道彼此的興趣和程度哪裡,沒有人想浪費時間。二來,很多學員是來自各國的外交部、司法部、法院和對外經貿部門的官員,也有一些學員,是曾經在各種國際組織實習過,或以休假的方式來此上課的聯合國週邊組織官員,彼此因有共同話題或相關經驗,也比較容易打成一片。

 

其次,來此上課的學員,真是各路人馬、各門派高手雲集。這個觀察,也許只能用快速的點學歷的方式陳述。譬如,我有紀錄或說比較有印象的,除了前述已提過的幾個,尚有3個劍橋博士生、4個劍橋LLM、2個Leiden University博士生、1個耶魯JD、1個NYU LLM、1個哥倫比亞大學的LLM,1個美國 Tufts University Fletcher School LLM、2個日內瓦大學博士生,1個瑞士University of Fribourg博士生,1個瑞典Lund University博士生,1個埃及Alexandria University的國際法博士、1個德國Kiel University博士生、1個德國Passau University博士生、1個德國University of Freiburg博士生、1個波蘭華沙大學國際法博士、2個日本神戶大學博士生、1個中國武漢大學博士、等等等。總之,在HAIL上課,真的是全世界各門各派國際法背景的人都齊聚一堂。

 

再者,上課過程中,因為每天每堂課坐的位置可能不一樣,常常旁邊坐的一個同學,不是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就是已經有國際法博士或碩士學位,要不就是某國的外交部官員或其他與國際法相關的國際組織官員。這個也是偶爾碰到高手會嚇一跳的情況。

 

和他們的對話中,最有趣和學習最多的,是聽到一系列各國外交官如何進行談判的故事,還有聽他們分享在多邊談判和雙邊談判的差異,與強國談判和與弱國談判的不同。也有些法官在國內法院有裁判國際法相關的經驗。有些國家是派這些官員同時上國際公法與私法共6個星期的課程。

 

有許多的故事,便都是在每天中午吃飯或晚餐吃飯和喝酒時聊天時聊出來的。我在海牙那一個月的預設目標,就是至少每天讓我挖到問到一個小故事或實務經驗,有的話就算賺到。

 

在上課過程中,通常你認識一個比較有話聊的,他們之後也會介紹他認識的別國外交官員或其他國際法博士生,通常我們也會投桃報李,介紹自己認識的給彼此。每當有這種時刻,我就想到秘書長Daudet頭一天告訴我們的話,他說到:「來HAIL這裡,是要讓你們找到對國際法的信念,與學習國際法的自信,來這裡,你會知道,這世界跟你一樣對國際法有興趣的人有好多好多。」

 

八、  建議

 

對於未來想前往HAIL的同學,這裡想給的的建議有四個。

 

首先, 關於中華民國國籍的問題,必須態度堅決。這個議題或說問題,其實應該是本文一開始就要提,因為此議題或說問題,會不斷在參與過程中和我們相依。各位知道,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在聯合國的體系,沒有我國國名或台灣作為一個國籍選擇的選項。

 

因此,從第一天要申請HAIL開始,到最後一天要離開和平宮。都得面臨國籍的問題,至少我們會有進出和平宮的證件,上面也會印上我是來自China。一開他們的網路報名系統中,便會面臨是否要選擇China為國籍的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這個China目前世界上不會認為是我們的Republic of China。

 

但要不要抗議?有沒有用?

 

我先講一個事實,要是想去見世面,目前就得選 China。

 

個人的理解和經驗是這樣。要抗議,而且要使用所有可以論述的國際法工具和文件,向HAIL抗議,要求至少要有Taiwan or Republic of China的國籍選項。本人從還沒申請就一直像秘書處抗議,使用了各種各國的簽證文件證明我國和當今世界認知的中國PRC不一樣、並附上相關國家國內法院關於我國的案件,與學者著作。當然HAIL很強硬,最後隱晦地承認,這是政治問題。

 

理論上,整個和平宮的各個組織,都算國際組織或說適用聯合國的標準。但實際上,HAIL有彈性有空間,畢竟他們的定位是教育和研究單位,且薪水與預算的來源,不是全數來自聯合國,也有來自各式捐助與收入,和國際法院仍有本質上的差異,雖然他們緊密相關。

 

之所以說有彈性,是因在網路申請國籍選項中,目前是有Kosovo和Palestine的。本人曾經當面請問秘書長及秘書處很多次,他們說這確實是過去這兩國人抗議很多次後,還有經由很多人的建議後修改,加上這兩個國籍選項。但我這個抗議,直到本人近日再度去函,仍未獲得回音。

 

另舉一例說明這個彈性的存在。因為在參與小班課從第一天上課起,就會像開國際會議一樣,每個人會由秘書處發一個桌牌在前面,除了寫上名字,還會標明國名。第一天我的桌牌是寫China,但很困擾的是,我就不是那個PRC China來的,Galvão Teles老師要問我中國可能會有什麼觀點,我怎麼能代表回答呢?

 

然後本人向大家說明我是來自Republic of China,就是大家知道的Taiwan。拿著這個桌牌去找秘書長去找其他秘書處工作人員,去找Crawford,去找另一位Besson教授,最後,終於在第一週週末,秘書處印給我了一個新的牌子,交給Galvão Teles在小班課堂上發給了我這個新牌子,上面寫TAIWAN。並跟我說恭喜,說這是我應得的。那是個感動的時刻。

 

很遺憾沒有拍下照片,因為當時有考量到這場合不適合,不想讓其他參與人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我認為這是應該的,所以一副處之淡然的樣子。後來也就忘了。雖然這個改印牌子,改這個名稱的作用甚微,畢竟這只是重做一個名牌的事情,沒辦法改變太多。然而讓同學們感到自尊自重,是我後來獲得很多友誼的起始點。

 

然後當日,我就獲得Galvão Teles老師邀請,在隔週的小班課上,討論statehood and recognition的主題中,報告台灣國際法地位的10分鐘。他還委婉地說很抱歉,本來沒有注意到我國國際法地位及中華民國實際存在的現狀。這個主題本來只會集中討論Kosovo和Palestine。所以其實我是小班課中,唯一一位簡報兩次的學員。我想多少是因為此機會,才入選去考Diploma筆試。

 

其實,那時在心中給自己鼓勵的話,還是宮二(章子怡)在電影「一代宗師」中的一句話:「該燒香燒香,該吃飯吃飯,該辦的事,天打雷劈也得辦。」

 

因此,要抗議,但抗議效果,可能不那麼實質的。然而,很多邊際效果在過程中是我們意料不到的。譬如Crawford在他的第六堂課,和第十一堂課,都有談到台灣的國際法地位,還有秀出我中華民國國國旗,當國旗打出來時,好多人就都看著我,知道我來自那個國旗代表的國家。我認為,若我沒有經過這抗議的過程,不會有機會講中華民國或說台灣國際法地位的簡報,也不會有機會和許多人說上話。

 

總之,我建議各位只要想去的,都要從開始申請前就開始寫email向他們抗議,若Kosovo和Palestine都可以在HAIL的網路申請系統中取得一個國籍的位置,不加我國為選項,實在說不過去。還有譬如,眾所周知,一樣是前往荷蘭上這個暑期課,我國不需要簽證,但PRC的學員則需要。

 

第二個建議,若未來各位前往HAIL上課,記得要去我國的駐荷蘭代表處,請我國外交官協助取得例如Travel in Taiwan、Taiwan Review等雜誌文宣品,然後廣發給這些同儕學員。本人至少就發了60本。不論是介紹台灣或交個朋友,這都是非常好的小禮物。好多位朋友還會回送點小禮物或請你喝杯酒。譬如某國一外交官,就回送了印有他們國花的書籤與郵票。

 

第三個建議,有點像很多師長常叮嚀的,要準備好。但真的很難形容什麼叫準備好,那是種日積月累的成果。似乎也得實際測試過,和人過過招才知道到底準備的好不好。

 

大概可以簡單舉個經驗,什麼叫準備好?準備好的感覺就是從有話跟人聊開始,通常話題來自我們對別人的學經歷有概念有好奇。即便對人家的學經歷沒有概念,也至少要有好奇去請教別人的研究興趣,問問人家原初對國際法的好奇是什麼?是誰、哪位老師或老闆或有什麼事件引起該人對國際法的興趣?通常大家對這種一般性的問題都可以聊上幾句。

 

若發現有人在幾句話後對你沒有興趣,也不要灰心,因為你也會遇到你沒有興趣繼續聊天的人。一個全世界共有的現象是,通常大家對帥哥和美女會比較有興趣。

 

此外,至少要知道某些國際法領域招牌老師或各國國際法圈子中的知名人物有誰,這是最最最基本的。

 

譬如很多人遇到我,開頭會想知道Alan Boyle上課是怎麼樣的模式,以及聊一下他參與過的訟案。我們若遇到牛津的,也會聊一下新的Chichele國際法講座教授Catherine Redgwell或之前的A.Vaughan. Lowe。遇到 Leiden University的,會聊聊Nico Schrijver。遇到美國耶魯的,會聊聊Harold Hongju Koh和W. Michael Reisman。

 

若遇到瑞士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行政系統是和瑞士日內瓦大學共同管理,但研究單位是獨立的機構),也要知道有Georges Abi-Saab(有拿過Diploma), Zachary Douglas, Paola Gaeta等人(這單位在國際法武林中赫赫有名,但在台灣甚少人曾聽聞)。

 

凡是遇到義大利人,就一定得提提已經過世的Antonio Cassese還有他弟弟Sabino Cassese,或者Tullio Treves及現任義大利籍法官Giorgio Gaja. 遇到愛爾蘭外交官,就一定得提一下他們現任駐瑞士大使Patricia O’Brien(前任聯合國Under-Secretary-General for Legal Affairs)。這些人物所參與過的訟案、寫過的文章、服務過的單位或有過的豐功偉業都是話題。

 

還有就是若遇到各國外交官和其他學員,若知道他們國家曾經有過什麼國際法訴訟,則也自然會有話題接下去,或許還可問到一些關於他們國家參與訴訟時的小故事。

 

這樣講,你對什麼國際法領域有興趣,就要知道那個領域中喊得出名號的人物和他們曾寫過的文章、書、或參與過的案子或曾經服務過的單位。這些都是最基本的聊天話題。但是這個準備,不是一兩天逛逛網站就會懂或記得的,這要下功夫花時間、多看書和文章、研究國際法院和相關法庭的判決。

 

武術中,真正厲害的過招不用打的你死我活,通常試一下手,就知道彼此高下。在和平宮內外,不論遇到誰,過招就是聊天,聊天就是過招。若不能理解這是什麼意思,推薦您去看「一代宗師」中宮寶森(王慶祥)和葉問(梁朝偉)對上的那段。

 

第四個建議,是技術性的,就是隨身準備一本小筆記本,我帶的那本就是襯衫的口袋大小,帶的筆不要有蓋子,可快速按上按下的那種。從第一天起,就盡量將每個認識的人、有興趣認識的人,花一點時間,將他們的名字和最起碼的學經歷和聯絡方式留下(有些人有名片)。這個作用,不只可方便在之後的短時間中,辨識出誰是誰。在現場這麼多人中,一般只要能被人家認出或能叫出別人名字,沒有人不感到欣慰與備受尊重的,而這通常是繼續交談和友誼的開始。

 

九、  結語

 

在海牙這個國際法之都,在和平宮,在國際法院和在HAIL,你看到的,感受到的,不會只是一兩個門派。幾個門派的招數較量,那也許是在一些研討會中有些許感受。在海牙,你看到的與感受到的國際法,不是幾棵樹,你看到的,是一整個武林。

 

其實王家衛「一代宗師」這電影中的某些台詞,放在國際法或其他圈子,大抵也一概適用,有道是,天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宮二(章子怡)提到:「我爹常說,習武之人,有三個階段,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我見過自己,也算見過天地,可惜見不到眾生。這條路,我沒走完。」

 

一般的理解,「見自己」是說明學藝的過程,要了解自己的興趣,摸索自己的長處與短處,思考練的這門功夫適不適合自己。也和葉問一開始學詠春拳一樣,純粹為了學習而學習,發揮潛力、培養專長。

 

一旦下過苦功,對自己的功夫有一點信心,就應該是要出去見見世面,這應該就是「見天地」。王家衛導演說:「功夫其實就是時間」。好功夫就是要靠時間來磨。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後,見見世面也是和別的門派的同好較量較量,比劃比劃。

 

這個見天地的經驗,也會讓自己重新思考自己學的套路,或練武方法有沒有需要修正的,同時可以理解自己究竟在這個武林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與境界。沒有見過天地,就會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當井底之蛙,不知長進。

 

但不論對於哪個行道的武林,最重要的一關,還是在於見眾生。見眾生是一個傳遞心法與教授、講學的過程。對於任何門派的一個武林中人,晚年或說最後心中最掛念的,多半是如何傳道。對於學習一套技藝的學子,最渴望的,也是遇到一位明師。習武之人常說:「道在苦修妙在傳,須得明師點玄關」。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宮二為什麼說他這條路沒走完,因為他只是個高手,他不能是宗師,因為他不傳藝沒有學生,他無法將他一身的八卦掌功夫傳出去。因此王家衛說:「高手,不一定是宗師,要成為一代宗師還需要有個『還』的過程,把身上所學所擁有的本事還給眾生。」必須要有這樣一個還的過程,才能是宗師。畢竟,宗師身上的功夫也是來自前人,自然有責任要將燈火傳下去。正所謂「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有燈就有人。」

 

在當代國際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現象。國際法高手有沒有?有,在很多人眼中,美國國際法圈子第一把交椅的律師Paul Reichler他就是高手,英國許多國際法律師,例如前外交部法律顧問Michael Wood他也是高手,這些人現在都還在各法院頻繁地打國際官司。不僅如此,許多國家中處理國際法事務的官員,或國際組織中的法律顧問都算是高手,但他們都沒有學生,沒有教學的機會。想想多可惜,他們的經驗,他們創造出來的國際法case law或重要文獻,他們的心法,都沒有機會還給眾生。也許他們也想傳點功夫,只是時勢使然,他們也都沒走完這條國際法武林之路。

 

我們所處的時代,其實左右了國際法的走向與各門派的思路。在過去幾年間,我聽過好多位國際法宗師提到,在他們年輕時,國際法相對容易學習。那時候,沒有這麼多爭端解決機制,也沒有那麼多國際訟案。但冷戰後至今,光是幾個國際法院或法庭的案子,就讓你研究不完了。也因整個國際環境的改變,使得這些宗師都會說,他們很幸運,可說是躬逢其盛。換言之,真正的武林,其實就是整個時代的投影。

 

在葉問心中,武術是大同的,千拳歸一路。我想在Crawford等當代國際法宗師心中,國際法也是大同的,千法歸一路。

 

文末,僅以我當日抄下Crawford在HAIL最後一堂課中的一段話作結。我想,這話就是我心中,這位當代最強國際法宗師的心法:”International law cannot resolve international disputes, only people can resolv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law only can keep those disputed issues in a controllable situation, and that’s all.”

 

(我帶著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 Law一書到海牙,他很開心居然有人會帶那本厚重的書請他簽名。於是他馬上請正好站在旁邊的還在念高中的小兒子,幫我們合影留念。他小兒子也叫James Crawford,只是middle name不一樣。)

歐洲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在2013年7月18日對Kadi case做出最後判決。Prof. Crawford亦是該案代表Kadi的律師,六天後的7月24日,在大班課前,Crawford為此案做了一首詩,朗誦此詩時,全場不斷大笑並鼓掌讚嘆。(Article 103是指聯合國憲章第103條)
該詩如下:
Mr. Kadi and Article 103

While wandering through a wadi
in the wastes of Saudi
I came across Mr Kadi
cracking rather hardy.

I said ‘you must feel blue
at what they’ve done to you’;
he said to me ‘that’s true,
but I’ve got the CJEU,

lacking whose authority
the P5 sorority
are now a small minority,
who’ve lost their old priority.’

And so went Mr Kadi
wandering down his wadi:
‘it’s all because of me;
I killed Article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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