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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恩:經濟發展:理論淺析與國家個案

譚偉恩

 

Milovan Djilas曾說過,沒有資本的援助,低度發展國家不可能興起。毋寧,所有的發展都是「依附性」的。除了仰賴外資,國家追求發展的另一個策略就是透過區域主義,即在一定地理範圍內與鄰近的國家以經貿聯盟的方式去擴大市場規模,同時保護本國產品免受過多的外部競爭。區域主義策略的進化版是有關投資規則的協定或是制定專屬於區域的產業網絡。前者讓發展中國家可以和北方的跨國公司進行議價,後者讓區域性的同質產業集中化,成為一方之霸。

 

無論是傳統的仰賴外資或是透過區域整合,「自主性」的發展策略都被證明不太可行,因此一國若想追求發展,強化自身吸引力以增加與他國合作的機會就成為必要之途。多數未開發或發展中國家因此選擇以寬鬆的法規和優厚的稅賦條件來吸引合作夥伴。[1]然而,追求發展是要付出代價的,自由主義對此卻疏於注意。詳言之,一國經濟發展的過程離不開政治,若發展需要外資,該國必與國際性的權力結構有所糾葛,而本國的利益團體也會彼此相互競爭。Gilpin曾以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例,指出三個國家追求經濟發展成功的前提:

1、強悍的政府與經濟管理機制,如此才能確保政策的執行和必要的變革;

2、公營和私人部門要密切合作,將商業安排為本國利益服務

3、國家要在人力資本上不斷的投資並執行土地改革一類的財富分配機制。

 

綜觀上述,國家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於國內層次上有發展策略定調的抉擇問題、有資本或技術能否取得的問題、有不同團體與政府之間利益折衝的問題;而在國際層次上,有區域結盟合作對象選擇的問題、有跨國公司或其母國政府干預本國市場或政府規範的風險等。另,有關發展成功之後的可能問題將透過以中國為例的分析進行簡要分析,合先敘明。

 

儘管中國的經濟發展顯現驚人的成果,但綜效上仍無法與台灣或是南韓相比,蓋後兩國的經濟結構已和資本主義市場完整的結合,且不再是純代工型的出口導向發展策略,市場經濟法則也高度服膺自由主義。相較之下,中國的經濟發展策略獨樹一格,但是否符合Gilpin的指標或值不值得其它國家仿效還有議論空間。1978年是一條明顯的分界,當中國開放改革,接受西方資金與技術後,它的經濟發展明顯改觀,證明「自主性」的發展在中國並不可行。[2]

 

勞力密集、天然資源豐富、具規模的國內市場雖然是中國先天的優勢,但門戶不開,這些優勢就毫無用武之地。相反地,正因為開放改革政策的施行,30年間中國由世界貧困國家之列晉升到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只是成功的經濟發展(以GDP數字的增加為主要評斷)造成了長期且難以估量或解決的環境、公衛及社會成本。舉例來說,寬鬆的環境法規故然吸引不少外商設立工廠於中國,但結果是中國目前有高達40%的河川受到嚴重的污染,每4人中就有1人無法取得潔淨的飲用水。[3]每年約有9400萬的中國人因食品衛生問題而患病,其中死亡人數可高達8500人。[4]此外,嚴重的貪腐和擴大的貧富差距衝擊了政治穩定,[5]許多因經濟發展而改善所得收人的中國民眾正向海外尋求移民機會。[6]

 

上述這些事實表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仰賴外部多於己身以及發展帶來的新問題不亞於多數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面臨之挑戰。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過去30年讓中國成功發展的「因」如今恐怕成為威脅其經濟發展的「果」。倘不能妥善緩解這些問題,中國就不可能成為國際體系中真正有影響力的行為者。在國內層面,再一次的制度改革將是立即且必要的。過去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經濟起飛,現在強調家戶責任、獎勵鄉鎮企業、促進教育普及的制度落實將會是中國能否保有發展成就的關鍵。國際層次上,加入WTO曾讓中國藉由國際規範成功地促動國內的市場、銀行和地方政府的改革。現在,中國得仰賴區域整合的力量,透過與ASEAN國家或RECP架構下的合作,[7]形塑屬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策略」;即較低的談判進入門檻、彈性的貿易障礙削減要求、對低度發展中國家的優惠、追求貿易便捷優於貿易規範的調和。

 

當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或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皆不乏國家發展策略的討論,昔日中國在經濟民族主義的思考下,透過門戶開放取得了外資。今天當適度轉向以Ruggie主張的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為藍本,循多邊式的區域聯盟方式,延續現有的經濟成就。但這並非意謂中國已不需要西方世界的資本或技術,而是表示它的經濟發展已不是純粹的內政議題與財富累積。融入區域並與鄰國緊密合作,同樣可以確保外資的流入,但也強化了中國必須以身作則的政治責任。因此,改善本國的環境、公衛,還有諸如政府部門的貪腐問題,踐行再一次的制度改革,是其目前發戰策略的當務之急。[8]

 



[1] 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成功可為例證,不過相較於非洲國家普遍具有經濟結構欠缺彈性的現象,而大量仰賴出口農礦產品來累積外匯,金磚四國的成功發展走的是承接技術轉移的出口導向策略。

[2] 那麼其它國內市場小於中國或是經濟資源少於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又如何可能追求「自主性」的經濟發展呢?

[3] 此外,中國的空氣污染相當嚴重,WHO一項2010年的調查顯示,室外空氣污染的程度造成120萬中國人的壽命縮減(佔全球一年死亡人口總數的40%)。而煤與傳統化石燃料的消費不斷增加,更進一步惡化了該國的空氣品質。

[4] 食品安全的問題不止於此,市場上近10%的稻米是受到重金屬污染的,而南京大學的研究指出,全中國境內已有70%的農地被有毒物質所污染。

[5] 貧富落差的問題並非只存在於中國,經濟發展較差的菲律賓、較佳的日本或中東歐國家,也同樣有此問題。只是中國的貧富差距顯然比這些國家都要嚴重。至於貪腐的問題在中國似乎成為「常態」,高達80%的政府部門有貪腐的經驗,而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研究指出,貪腐的社會成本高達中國每年GDP的3%!

[6] 近10年許多人談論「中國崛起」,但從移民議題觀之,中國顯然是一個欠缺軟實力的國家,不但沒有吸引外國人移居中國的潛力,更沒有留住本國人材或中產階級以上菁英的能量。作為一個21世紀的大國,能否吸引移民將是很重要的指標。相關內容可參考:Amy Chua, 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and Why They Fall (NY: Doubleday, 2007).

[7] RECP的合作其實就是ASEAN+6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員數大於TPP,但不包含美國。儘管TPP沒有明白限制參與談判者的資格,但對於國營企業的限制、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要求,無疑都是限制中國加入的規範。此外,TPP在某程度上也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一環,中國被排除在外,也就不感意外。

[8] Gary Jefferson, “How Has China’s Economic Emergence Contributed to the Field of Economic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 50, No. 2 (2008): 16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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